特朗普访华之后，三年稳定窗口期，企业该抓住什么？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

战略研究副院长

长江商学院新生代独角兽全球生态体系研究部主任

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看点，在于中美关系获得了一个新的战略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令人深思的三问：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三问层层递进，从双边关系的范式，延伸到全球秩序的稳定，再落到两国人民与人类共同未来。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则是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果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在于可预期性的持续流失，那么本次会谈的核心动作，就是将不稳定重新装进一套稳定器，为中美未来互动重新设定边界与节奏，构建一个能够穿越时间、穿越突发事件、穿越情绪波动的长期框架。

为何不稳：中美关系的核心是需要可预期性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变化，是可预期性持续下降。这种不可预期性，来自三重变化的相互叠加。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把关税塑造为对外政策的武器，第二任期再度加码，将其作为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和谈判的开局筹码。谈判受阻时加码施压，谈判出现进展时阶段性暂缓。经贸关系长期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却被卷入政治博弈，失去原有的稳固性。

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行业，正从产业议题被加速定义为安全议题，并且范围持续外扩。在早期，只有少数处在技术前沿、直接关系军事能力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环节，会被纳入安全审查；而如今，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商业合作的问题，也可能被美国纳入安全框架中重新评估。产业议题一旦进入安全框架，谈判空间就会明显收窄，竞争也会从单点摩擦升级为系统性压力。

特朗普具有鲜明的商人政治家特征，偏好以施压创造交易空间，这与其在房地产行业形成的谈判风格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出口管制、市场准入、企业订单、关键矿产、芬太尼执法等议题，原本分属不同政策领域，遵循不同决策逻辑。但在特朗普的谈判桌上，它们经常被打包重新定价，任一议题的收紧，都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领域。

三层变化叠加之后，冲突强度只是中美关系的表层呈现，真正的难点在于预期管理。企业担心下一轮关税何时落地，资本担心企业突然进入限制清单，科技公司担心今天可以采购的零部件明天是否仍然合规。即便谈判桌上出现缓和，也可能被下一轮选举压力、突发安全议题或政策表态重新打断。

不稳定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风险源。

为何要稳：不稳定的代价正持续上升

从美国的角度看，不稳定是一道现实压力题。

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多国加征的大规模关税缺乏明确法律授权。特朗普政府随即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但该法律依据也遭遇司法挑战。随着关税工具在不同法律依据和不同法院裁定之间反复调整，其法律确定性已经被明显削弱。

伊朗局势反复与航运持续受扰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部署、外交资源和财政空间。同时，美国国内对继续向海外投入资源的民意支持也在下降。对特朗普而言，若美国在多个方向同时承压，再让中美经贸关系失控，本已承受高通胀压力的美国市场将付出更高代价。给中美关系装上稳定器，对美国而言也是腾挪战略空间的必要操作。

贸易和供应链中断固然会伤害中国，但美国同样难以承受关键供应突然收紧。2025年以来，中国扩大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之后，美国多条产业链相继感受到压力，企业层面的反馈也持续传导到华盛顿。对美国而言，继续把中美关系推向失控，并不符合美国本土产业的现实利益。

特朗普需要在选举前向国内证明，其政策能够改善美国经济、推动出口并创造就业，中国市场在这本政治账本里分量并不轻。从随行的17人企业代表团看，主要覆盖四个板块：农业板块以嘉吉为代表，对应中西部红州的票仓；航空板块代表是波音，背后是西雅图及其供应链上的高端制造业就业；金融板块以花旗、Visa为代表，指向华尔街与跨境支付体系；科技板块则以苹果、特斯拉、英伟达为代表，代表硅谷创新生态与美国科技竞争力的根基。每一个分类背后，对应的都是美国具体的经济版图。

中方对稳定的需要，则来自于另一个维度：中国需要一个可预期的美国。

中国企业正在拓展欧洲、东盟、拉美、中东等市场，中国制造也在从产品出口走向供应链、工程与运营能力的全球延伸。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可以持续高强度波动。

可预期的意义在于，不要每一次会谈达成谅解之后，美国转头又在科技封锁、关税清单或实体名单上重新加码；也不要在握手之后，美国转头又宣布新的限制规则，或是用另一套行政工具将原本的协定推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意义在于，要把双边关系建立在规则、秩序和可预期的节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情绪和个性之上。

毕竟，中国企业出海所依托的，是一个在稳定框架内运行的中美关系。持续的高强度摩擦会推高企业的合规成本、融资成本和海外营商风险，使中长期布局难以推进。对中美而言，稳定是各自给企业留出的经营空间。

把视角再往上抬一层，一旦关税、芯片、稀土等多领域冲突同时升级，受冲击的就不止中美两国。全球企业会重新评估投资节奏、供应链布局和跨境资本配置，金融市场对未来的预期也会随之转弱。IMF在本轮会谈后表示，中美开展建设性对话、降低紧张关系，有利于世界经济。该表态背后是一个现实判断：两个最大经济体如果持续推高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就会被迫进入更强的防御姿态。

如何稳定：稳定器如何发挥作用

本次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对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的一次战略校准。它把中美关系的方向落在稳定二字上，同时不回避竞争和分歧，具体而言，分为如下四大框架：

这意味着合作是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支撑，在确定战略方向后，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拉长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并通过持续沟通为关系稳定提供抓手。

这意味着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竞争，但要求竞争不能无限外溢。竞争的关键在于明确边界，而不是从能力比拼变成相互封堵。竞争本身可以接受，竞争失去规则才是真正的风险。

这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让分歧从可能突然引爆的风险点，变成可以处理的常态议题。

整体看，“积极、良性、常态、持久”分别对应“合作、竞争、分歧、和平”，虽然场景不同、落点不同，但共同指向稳定。中美难以在所有议题上保持同一立场，但可以在不同议题中建立相对稳定的处理方式。

从本轮会谈看，中美双方都有意愿在2026年实质性改善关系，这种稳定首先体现在合作议程重新打开、部分商业和监管议题重新获得推进空间。

金融领域开放已有一些初步迹象。

但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合作都能一步到位。波音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CEO奥特伯格此前曾公开表示，若没有政府层面的推动，短期内难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大额订单。会谈前，市场一度预期订单规模接近500架，而特朗普对外公布的数量为200架，但未披露机型、交付时间和商业条款等详情。并且值得注意的是，5月1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相关提问，中方的回应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这一表态或许更能说明新形势下的稳定逻辑：双方释放了恢复商业谈判的意愿，但合作能否落地，仍要受产业需求、交付能力、政治信号和商业条款的共同影响。所谓稳定，并不体现为一次性大单的即时数字，而是让长期合作重新获得谈判与推进的空间。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价值正在于此：在民用经济与非敏感领域为双方拓出了更大的合作空间，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沟通、可推进的轨道。

能否更稳：

三年之后会如何？

三年之后，稳定性会如何？这一时间跨度正好覆盖一轮美国政治周期，新一届政府是否会继承当前框架，是今日无法回答的问题。

但答案也并非完全悬空。除了已发布的信息，还要留意中美峰会结束当日尚未公开落定的议题，例如未来关税如何调整、芯片与稀土出口如何演变、5年多次商务和旅游签证情况、中美航班数量是否会增加、美国农产品对华具体出口情况等，都会不断提供预测线索。

对企业而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无疑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更关键的始终是自身在各种情境下持续发展的能力。面对一个规则更密、审查更细、政策更易分层调整的全球市场，正在出海的中国企业需要关注以下两点：

虽然此次中美会谈并未涉及具体关税安排，但除关税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转口贸易。

再叠加特朗普本人是高度交易导向的商人型总统，对美国是否在贸易账本上吃亏格外敏感。从美国的视角看，当长期存在的对华贸易逆差始终未得到实质性收窄，如果越南凭借转口环节又在中间多分一杯羹，美国消费者却要因此承受通胀的代价，这种结构在白宫的账本逻辑里很难被长期容忍。

更何况，在特朗普眼中，东南亚顺差国本身就在占美国的便宜。因此，在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后，一旦特朗普能从中东局势与中期选举的压力中抽身，转口贸易就可能成为华盛顿下一阶段审视的议题。仅把最后一道组装环节搬出国门，并不足以长期规避贸易摩擦风险。

真正的出海，是把销售、服务、合规、数据治理、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和公共关系等能力一起带到海外。产品出海解决的是市场进入问题，能力出海解决的才是长期生存问题。在规则比关税更复杂、监管比成本更敏感的时代，企业只有完成能力出海，才能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中拥有更长期的回旋空间。

不要只做“中国+1”，因为“+1”是转移风险，而不是真正分散风险；要做“中国+N”。

一方面，企业如果集中涌入同一国家、同一城市、甚至同一产业园，很容易抬高当地劳动力、土地、物流和配套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该节点国家对华政策趋严，或被美国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整条备份链条就会同步承压。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从“中国+1”走向“中国+N”，让不同区域承担差异化的战略功能。

这一布局还伴随着认知的转变：过去人们更习惯用GDP理解产业能力，即看有多少产值发生在中国；但当中国企业把制造、服务和运营网络延伸到海外之后，GNI所代表的国民经济同样重要。日本企业用三十年时间在海外再造了一个隐形的日本，正是这一逻辑的成熟样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N”不是去中国化，而是重新定义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中国是研发中心、工程化中心、供应链协调中心与全球运营底盘。海外的工厂、园区与基地，则是中国制造能力、中国工程标准、中国产业体系在全球的延伸与显影。中国留在中国，但中国制造将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说过去的中美冲突阶段，是在非敏感领域进行有限交易、在敏感领域持续加码管制，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指向的未来，则是在非敏感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纵深，在敏感领域逐步建立可控的交易边界。技术进步本身也会持续创造新的合作场域，让共同利益的版图不断延展。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梦”与“中国梦”从来都是可以并行实现的两条轨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价值，就在于把不稳定装进稳定器，把分歧纳入规则，让竞争回归秩序，让合作重获空间。这正是2026年作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之年的底色，也是两国共同开创未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