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买100元彩票，社会多了100元财富吗？

博彩税创造还是转移财富

撰文：

谢国生教授（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学副教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经济及商学学部助理学部主任，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每当公共财政面临压力，博彩业的角色就会成为热门话题。重点之一在于博彩业是否有助改善资源分配，抑或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移至另一部分人？首先可从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入手。

表面看来，博彩业每年涉及庞大的资金流动，巨额资金流动却不等于创造巨额财富。经济学上有所谓财富创造（wealth creation）与财富转移（wealth transfer）之分。工厂生产汽车、软件公司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大学培养专业人才，都会提升社会整体生产能力，属于财富创造。

博彩则有所不同。假设100人各买100元彩票，总投注为1万元。这笔款项并没有变成新商品或服务，只是通过彩金、税收、经营收益重新分配资金。因此，博彩本身主要属于财富转移活动，却并非毫无社会价值。事实上，政府征税本身也是一种财富转移，关键在于随后能否产生更大的公共利益。若博彩收益能够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慈善项目及社会投资，也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在公共财政的资源再分配中，博彩税所担当的角色举足轻重。香港赛马会作为香港唯一合法赛马及足球博彩经营者，多年来都是特区政府一大财政收入来源。2025/26年度，赛马会录得投注及奖券总投注额约3,317亿港元，创历史新高。期内为政府带来293亿港元博彩税及利得税，加上奖券基金及慈善捐款，向社会回馈达393亿港元，投入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体育发展及文化保育等多个范畴。

从再分配理论（redistribution theory）而言，博彩确实发挥了一定的财政转移作用。博彩参与者向制度支付资金，最终转化为整体社会可共享的公共资源。

博彩涉及的另一要点是公平性。原则上，博彩属于自愿参与的活动。然而有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往往倾向把较高比例的收入用于博彩。若情况属实，博彩税便具有某种“逆向再分配”特征，即收入较低人士承担较高比例博彩支出，而相关收益则由整体社会共享。换言之，博彩足以达到资源再分配，但不一定符合公平原则。因此，政策制定者更应聚焦如何理顺资源分配问题。

机会成本不容忽视

运用经济学分析，必须权衡的是机会成本。当有人花100元购买彩票，他同时放弃了这100元的其他用途。这笔钱本来可以用于餐饮消费、购物或家庭开支。要是大量消费由零售业转至博彩业，这种此消彼长的效应，只是反映消费方向改变，而非新增财富。

明乎此，探讨博彩业对经济的影响时，不能单看投注额或税收，更需考虑这些收入是否显示新增经济活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博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被高估。

地下博彩与合法经营之争

支持扩大博彩业者经常提出要打击非法博彩。香港赛马会估计，非法博彩市场每年的投注额高达数百亿至千亿港元。若这些投注流向非法庄家或境外平台，不但政府无从征税，投注者缺乏法律保障，相关资金更可能涉及洗钱活动。

设立合法博彩渠道看来有一定合理性。不少国家已承认博彩需求难以消除，因而设立监管框架。当然，合法化也不一定能有效取代非法市场。

国际博彩政策研究中，有渠道化率（channelization rate）这一重要概念，指原本非法博彩最终流向合法市场的比率。若新增合法市场只吸引原本不赌博的人参与，而地下市场规模不变，政策效果便相当有限。毋庸讳言，非法平台通常具备高赔率、灵活投注选项等竞争优势，而香港合法博彩则主要限于赛马、足球博彩及六合彩彩票；加上手机如此普及，更容易成为网络博彩诱因。合法市场与非法市场并非简单替代关系，或将长期并存。

道德抑或监管先行

除了涉及经济效益与社会成本，博彩也涉及宗教与道德问题。不少信徒认为博彩容易助长投机和贪婪心态。从经济学角度看，合法博彩参与者是在公开规则下自愿承担风险，性质与股票投资、创业，以及其他风险承担活动类同。

此外，经济学普遍认为娱乐本身具有价值。对部分参与者而言，博彩所购买的不仅是金钱回报，也包括娱乐、参与感、期待感。博彩利弊系于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是否高于社会收益，而有关风险又能否通过有效监管加以控制。

任何有关博彩的分析若不谈社会成本，必然不能视为完整。究竟社会成本能否抵消博彩收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委托香港大学于2021年进行的研究显示，39.5%的香港成年人在过去一年曾参与某种形式的博彩活动，而潜在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的比率约为0.45%，虽然低于2016年的1.4%，但问题赌博带来的成本不像税收般容易计算，如心理健康问题、婚姻破裂、生产力下降。

从公共政策而言，博彩收入的真正价值应以其净社会效益（net social benefit）衡量，而非单纯着眼于税收规模。

公平分配是重中之重

政府收入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不见得会随之扩充。上文论述博彩业通过税收与慈善捐赠，把部分私人资源转化为公共资源，无疑有助社会优化资源配置机制。至于政府立法以取代部分地下市场，也能提升对行业的监管效率。必须注意的是，博彩主要是一种财富转移过程，而不是财富创造模式。其政策价值不能单凭投注额、税收或慈善金额判断，而必须同时考虑机会成本、地下博彩替代效果、公平性及各种社会成本。

归根结底，博彩政策不应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唯一目标，而应以社会整体福利为衡量标准。如果政府能够将难以消除的博彩需求纳入有效监管制度，并把收益公平地回馈市民大众，同时把问题赌博及对社会的损害程度减至最低，那么博彩业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资源分配功能。即便如此，若公共收益由整体社会分享，而成本却集中于少数家庭和弱势群体身上，那么再高的博彩收入，也不能印证这是成功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