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君羊 | 稳增长需要维持投资与消费的合理比例|
讨论我国的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立足点不应该是国际比较,应该是我国自身的现实状况!
从统计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总量可以用GDP表示,而GDP又由3个部分组成,即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不过这里的出口是指净出口,即出口总值减去进口总值的差额,亦即贸易顺差,因为进口的产品是外国创造的财富,不是本国创造的。
——奚君羊 高金智库资深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我国以殷剑锋为代表的许多经济专家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后认为,我国的消费总值占GDP的比重偏低,投资总值占GDP的比重偏高,即我国创造的财富大量用于投资,造成消费不足。殷剑锋又进一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所以,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钱!(2)中国居民“没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3)政府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政府投资叠加企业投资造成我国的投资过高。由殷剑锋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其暗含的结论:我国应该减少政府投资,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消费。
鉴于殷剑锋的分析角度和结论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如果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显然有助于达成更合理和可靠的共识。
由经济学的常识可知,投资是财富的创造,消费是财富的消耗,因此,经济高增长的基础是较高的投资。可见,在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适当牺牲当前消费,以略高的投资,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速,借以提升未来收入显然是必要的。殷剑锋的分析基础是把中国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与美国进行比较,这在可比性方面稍显不足。如果我们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与美国相同,那就意味着我们创造的财富将大量用于消费,这相当于牺牲投资和未来的收入和消费。于是,我们的经济增速只能在2%左右,与美国相当,甚至低于美国,因为美国可以依仗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直接用美元而不是通过出口从国外进口。换言之,美国可以获得的财富是美国的GDP加上贸易逆差。也就是说,即使美国的GDP全部用于消费,它仍然能够通过贸易逆差维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我们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当然,投资,尤其是生产性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投资增加的结果是财富供应量的增加,而消费却可能因为收入而受到限制,结果就可能是整个社会供过于求,即产能过剩,厂商出现销售困难,经济反而陷入衰退和通缩。因此,经济以较高速度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维持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既要避免投资过多、消费不足,也要防止投资不足、消费过度的现象。
由此可见,讨论我国的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立足点不应该是国际比较,应该是我国自身的现实状况!
如前所述,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通常是供过于求,继而使价格,尤其是消费品的价格受到抑制,这不仅是因为消费品是整个社会的最终产品,而且是消费需求的集中体现。
但是价格还会受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此,即使在过度投资的情况下,哪怕消费没有增长,价格也会明显上升。我国在10年以前持续存在投资占比较高,消费占比较低的状况,但仍然多次出现CPI年度涨幅超过5%的通胀现象,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供应量偏多。然而,虽然我们难以在通胀情况下判断投资是否过度和消费是否不足,但却可以根据通缩现象得出这样的判断。
近10年来我国的CPI年度涨幅持续维持在3%以下,其中有6个年度在2%及以下。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例如美联储把CPI的年度涨幅目标设定为2%,一旦CPI持续低于2%,就会认为需求不足,进而采取货币扩张政策以便刺激经济。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更加迫切,为了经济增长目标对价格上涨普遍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选择方面应该向增长倾斜,可以把CPI目标设定在2.5~3.5%的区间内。目前我国CPI的运行区间显然大大低于这一目标。所以,我国在减少投资,在收入分配方面进一步向居民倾斜,进而增加消费,促进企业销售,实现稳增长还有较大空间。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仅仅通过国际比较认为我国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的结论稍显粗糙,因为这种比较缺乏可比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比较。我国的投资占比高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是我国的经济增速高于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
第二,我国的CPI年度涨幅低于2.5%意味着消费需求不足,存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的供过于求,即投资过多,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这就需要扩大消费,借以吸收过多的产品供应。
第三,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减少投资的主要途径是减少政府投资,因为企业投资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受政策影响相对较小。政府通过减少投资,将节省的资金向居民转移,使居民的收入增加,进而促进消费,优化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稳增长的重要途径。
第四,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要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低收入人群更加倾向于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
第五,从微观的角度看,政府主要需要减少效率偏低的生产性投资项目和社会效益偏低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进而提高政府投资的整体效率(效益)。这需要对政府的投资项目进行效率(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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