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5月13日晚，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六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隆重举办，论坛主题为“中国增长奇迹：来自不同流派的观点”。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发表主旨演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梁琦受邀作评。本文为冯兴元教授现场主旨演讲全文。
时间原因我这里主要讲长期经济成功的普适模式。特殊论背后还是有普适模式，我是从制度层面分析，总结一些尚存的问题，提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展望。
这是我个人的总结，但是你可能找到一个国家，就能推翻我的过于一概而论的结论。相当于一个命题，但是要仔细证明是很难的，不过我多年前倒是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发表在名为《世界和平国际杂志》的SSCI杂志上，题目是《重释“中国奇迹”》。
存在一个决定长期经济成功的普适模式，其核心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辅之以维护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目前所有实现了长期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包括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在内。
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欧肯（Walter Eucken）教授的《经济政策的原则》这本书，提出了构成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它们包括：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这里的经济政策不是指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是指要推行上面这六项原则需要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要有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
欧肯的竞争秩序理论还强调，竞争秩序是可运作的、维护人的尊严和秩序，也是一种反映事物本质的自然秩序。由国家建立和维持竞争秩序，但要求国家也就是政府在法治国的框架内运行。法治体制有利于维护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欧肯的竞争秩序理论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德国纳粹统治体制之下结合理论与经验视角提出来的。
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一个国家在较高程度上维持和增进每个人的基本经济权利；企业家得到尊重、企业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组织翻译《企业家的尊严》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现代经济繁荣的根源，在于话语和修辞的改变使得企业家得到尊重，其作用得到发挥；一个稳定的经济运作环境使得企业家的预期更为稳定。
这些做法的总体效应就是经济活力大大提升，各种创新和套利活动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向外部拓展延伸。
欧美的一些典型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以更为普适的方式推行上述竞争秩序，并借助推行强法治体制来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运作环境。中国并不是以普适的方式去推行一个竞争秩序，而是以选择性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构成竞争秩序的七大原则，我们主要倚重强政府控制来维护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
中西方长期经济成功的背后，都是因为推行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这种普适模式，都是或多或少推行了构成竞争秩序的七大原则。这里，可以区分两个阶段：一是中低人均收入阶段；二是高人均收入阶段。
在中低人均收入阶段，可以通过强政府控制或者法治体制，来实现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无论推行中国那一套还是欧美那一套，都可以实现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朝着高人均收人跃进，需要朝着高版本法治体制转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依靠政府强控制来排列哪家企业做什么、哪家企业是否应该得到扶持、谁应该在竞争中胜出、谁应该被淘汰，经济的活力必然不足；创新动力和企业家精神发挥不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推移就不足；人均产出不足，就难以进入富国俱乐部。
以普适方式遵循竞争秩序、推行高版本法治体系，最有利于提升创新动力、发挥企业家精神，这种体制最能创造财富，最能带来经济繁荣。
各种特殊模式论，包括“中国模式”论，都强调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发展的表现型因素，虽然重要，但不是基因型的因素。各种特殊论模式背后，仍然存在决定长期经济成功的普适模式，并没有跳出这种普适范式。普适模式包含决定长期经济成功的基因型因素。
“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中国模式”都一样，背后还是要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竞争秩序。越是高人均收入国家，越接近决定长期经济成功的普适模式。计划经济在最初可能会比较成功，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它有种种问题，会失去走向高人均收入国家的动力，还有些国家的高收入是因为严重依赖资源的原因，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不是经济发展。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德国的竞争秩序跟中国的经济秩序——我们主要是选择性的范式，不够彻底的竞争秩序。
欧肯作为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提出的是标杆性的竞争秩序。中国在竞争性领域总体开放价格，以及选择性的币值稳定。1995年1月1日之前，我们搞外汇兑换券，通过外汇兑换券来选择性地维持币值稳定，吸引外资。一个外国投资者或者游客来华，拿着外汇进海关，外汇兑换成外汇兑换券，上面有账目的人民币值，而且给你一张水单，记录了兑换比率和兑换金额。然后你出海关的时候，你剩下多少外汇兑换券，可按照原兑换比率折算回去，换回外汇。1995年1月1日之后我们才废除外汇兑换券，而且在那一年，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才跟财政部预算做了隔离，才不允许财政系统向中央银行透支。
中国还推行选择性的私人产权，《宪法》到现在为止还是对民营企业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地差别待遇：“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私人产权的保护不是普适性的，比如说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那本书里面就讲，每个人要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这个概念还有待强化。
中国还实施选择性的开放市场。改革初期很多经济领域中外企和公有制企业的待遇优于个私企业，甚至一些经济领域不对个私经济开放（比如通过计划指标的控制）。选择性地开放市场，发展战略涉及先开放什么、后开放什么、选择性地开放各种开发区之类的措施。
我国也选择性推行契约自由。有些契约自由是需要受到限制的，比如价格卡特尔，行业垄断定价。现在，阿里和蚂蚁集团董事会成员不能交叉任职，也属于限制契约自由。
我国在改革之初也选择性地遵循承担责任原则。国有企业可能承担经济责任会弱化。现在搞混改，相关企业承担的责任就倾向于弱化。选派的来自国有部门的经理，不是用其自身投入的股份资金承担长期责任。相反，民营企业必须为其行为和投入承担责任。
我国还选择性地遵循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与连续性。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在吸引外资方面总体上还是可以的，但还是选择性的，过去对民营企业的经营领域、经营范围限制比较大。
总体上，中国经济秩序尚有缺陷，竞争不够彻底、相对促进绩效竞争，与更完全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有较大的距离。选择性地推进市场开放，问题表现为反复搞地方试验，但是，渐进主义并不一定是开放试错。这就好比明明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彼岸，但是我们还在这边摸鱼。
在2007年之前，我国在竞争性领域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较好的空间，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看：
大概1978-2003年可以说是竞争秩序的塑造期，是竞争秩序、市场规则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企业家阶层崛起过程，企业家阶层总体得到了尊重并发挥了作用。此外，外部体制接轨助推竞争秩序并助推经济增长，那就是2001年加入WTO，带来其后的高速经济增长。
2004-2007年可以说是调节性秩序塑造期。这期间经济发展还是高速的，但是国企推进比较明显，史无前例地重视民生。2007年《劳动合同法》通过，总体上强调市场规则有所减弱，市场规则意识淡化。
个人认为，2003年以后应该叫做惯性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经济奇迹”阶段基本上终结。
总之，我国总体上建立和维护了一种竞争秩序，但是属于选择性的。话语和修辞的改变使得企业家总体得到了尊重和发挥作用。我们在“经济奇迹”阶段，经济赖以运行的环境较为稳定，主要靠的是强政府控制，同时慢慢引入依法治国。不过依法治国与法治，即法律的治理还仍然是不一样的。
决定长期经济成功的基因型因素，是竞争秩序和促进经济环境稳定的因素，表现型因素包括各种特殊模式论里一些不对称的优势，包括借力形成的不对称优势，也会有自身导致的不对称优势，比如说“巨国效应”，我们人口基数大，内部市场大，从每个人集中很小一部分钱，就可以筹集到一笔巨资，可以搞一些很大的工程。
“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维护了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选择性地建立和维护了某种竞争秩序，同时结合以强政府控制。“中国模式”背后实际上还有更具决定性的普适模式和普适规则，大家还可以继续挖掘。
与“中国模式”特点类似的模式也存在，而且以前也有，我们中国不是第一个，像东亚发展模式、智利的皮诺切克模式，都是发展型国家那一套，其特点就是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加上强政府控制。
现在要搞共同富裕。艾哈德在1957年写的书就是德语名称就是《共同富裕》，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大众福利》或是《大众的福利》，这是翻译的错误。艾哈德是弗莱堡学派即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员，支持建立和维持竞争秩序，反对搞福利国家。商务印书馆最早翻译的艾哈德《共同富裕》版本中文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1983年），这个题目是对的，来自于英译版的题目。我以后准备花点时间重新翻译这本书，至少把题目改回《共同富裕》。
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奇迹”的最基本指标包括：一个经济体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较高经济增长应持续较长时段、应较为稳定，经济增长中应存在技术进步。
最初克鲁格曼讲东亚，包括中国，只有数量型增长、投入型增长，没有质量型增长。到后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进步加快，这和企业家当时有一定的运作空间、技术模仿和积累增多，模仿基础上的创新甚至后来自主创新增多有关系。
最后探讨一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对策，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一点展望。
当前的中央政策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回顾“中国奇迹”的成因，提出一些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措施，这有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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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向以普适的方式遵守竞争秩序，或者以更加普适的方式遵守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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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向推行一种强法治体系，高版本的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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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前后一致地强调经济效率优先，同时兼顾社会平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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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产权和竞争并重，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市场经济意味着私人产权和竞争都要占据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政府控制资源的比例超过一定程度，这个经济体的性质就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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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参与共同打造和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人均GDP还是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短期内还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要加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积极参与塑造和维护开放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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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善待企业家，注意舆论和公共话语要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的作用。现在经济发展的下行之“势”还没有完全扭转，要立足于“道”，正确选择“疏”的办法，现在更多的政策是“堵”的办法，是大禹之前治水的政策。中国经济需要立足于“道”，借力于“疏”术，形成一个向上发展的“势”。像古代人的道、术、权、势，都可以引入到中国经济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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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发挥巨国效应，营造竞争优势，尤其是不对称优势。同时，利用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两者都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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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遵守公认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引领者，在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更多地发挥商会、行业协会和大型民企的作用，让内外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正常的经济和正常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