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 | 姚洋 彭文生：大变局时代的大国规模和产业链韧性
题记：2023年6月21日，北大国发院、中信书院、中金研究院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16期，围绕“大国规模和产业链韧性——宏观、政策与技术”主题，特邀《经济的常识》作者、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大国产业链》作者、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展开主题演讲和对话，本文根据两位的直播对话交流内容整理。
产业链重构的背景
彭文生：个人认为产业链重塑的背景，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全球趋势性变化。
1. 传统保护主义重新出现。过去发达国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内部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内部分配政策调节。最近这些年，传统的处理方式受到挑战，有些人认为依靠内部政策调节不够，要回到保护主义政策，包括直接针对制造业相关产业而不是低端服务业，创造一些高收入的机会。
2.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转型。这是全球性的大问题，每个国家之前都在这个领域做了相关工作，这里面有机遇、有挑战，也有竞争。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转型，涉及技术和科技创新问题，中国是占先机的。比如新能源领域，包括电动车，我们明显占有先机，对未来的产业结构可能有重大影响。
3. 地缘政治。即使没有地缘政治，没有保护主义，人类社会的生活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冲击。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冲击？安全性怎么样？对中国来讲，现在特别强调粮食、产业链等等安全。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关注安全，其他国家之间也有这些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产业链的韧性？
姚洋：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如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经济有自信心。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几代人用血汗换来的，这是常识。中国经济不是建立在沙滩上，是实实在在打地基、一砖一瓦构建起来的。不像有些国家经济的能力是外来的，随时可能流走。中国的经济发展内生于我们的历史，厚积薄发的力量有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经济学的逻辑，即使在目前地缘政治的紧张环境下，这个逻辑依然成立。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分工产生效率。经过这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起来的全球化，每个国家、企业都尝到了分工的甜头，每个企业专注做一方面的事，每个国家专注做一个层面的事。比如，我们现在电动车产量世界最多，但我们绝大多数电动车的设计是在德国或意大利，因为它们的设计是最好的。我们专注于零配件生产，目前中国电动车的零配件生产90%国产化。这种国际分工是有效分工，分工促进效率的规律我认为未来不会改变。
美国单方面要跟中国脱钩，势必引起美国国内企业不满，因为赚不到钱。这些企业的产品在中国有市场，中国的生产能力也很强，不让到中国生产、不让把东西卖给中国，他们自然要受损。这也是产业链韧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总之，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产业链的韧性有坚实的基础，还有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支撑。
本轮产业链重塑的新特点
彭文生：大家都熟悉一个经济学专业词汇叫比较优势，即不同经济体根据先天的要素禀赋，或经过后天的学习创新，形成较高附加值的相对优势，包括相对竞争优势与相对合作优势。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
过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国际贸易不仅是要素禀赋、成本（如劳动力、资金成本）差异这么简单。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往往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量要大。这很奇怪，按道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发达国家资金便宜，两者之间的贸易应该更多，但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还多？这是因为规模经济，也就是刚才姚老师提到的分工产生效率。
发达国家之间也分工，同样是因为分工产生效率。某个企业、国家或经济体，聚焦某个节点做大规模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全世界只生产单一的产品成本最低，但这不现实，因为人类的消费需求是多元化的，这和生产的规模经济之间就有一个矛盾，需要找一个平稳点。矛盾怎么解决？要靠不同节点分工越来越细，既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又能实现规模经济。
姚老师也提到，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上升很多，甚至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高，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全球产业链很多节点具有规模效应。无论在全球化时代还是在逆全球化时代，规模经济都很重要，但是发挥的作用有变化。
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很强，因为它服务的是全球市场，享受全球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很多其他商品，资源集中生产少数产品，这就是全球化的合作。现在全球化合作遇到挑战，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把一些先进产能放到美国去，这意味着通过全球分工享受全球产业链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小型经济体获得的空间比过去小。
另一个例子是瑞士信贷被瑞银收购。瑞士作为小国能够拥有两个全球性的重要金融机构，发展逻辑就是服务全球市场的高层级客户，把资源放在这个领域。但是现在它也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在俄乌冲突以后，瑞士的金融机构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这给一些高净值客户带来担忧，开始担心个人资产有没有隐私、安全保障。这是金融领域过去的全球分工在地缘政治的当下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一个体现。
姚洋：相比以往，当前的产业链重塑经济在逻辑上没有变化。
日本经济学家曾提出一个概念“雁阵模型”，如今看来，“雁阵模型”并没有失效，规律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制造产业如雁阵迁徙，先有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接着是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带，随后到中国大陆的中西部地区，现在“大雁”飞到东南亚。这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经济学分工的逻辑，还有产业发展阶段的逻辑。
下一步我们会看到全球制造业进一步向东亚地区集中。这里所说的东亚地区是广义的东亚，包括中国的近邻、亚洲的近邻，还有东盟国家。这个过程中，东亚的工业化速度提升，但东亚生产基地仍然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仍然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体量太大，甚至可以说是个巨型国家，我们的人口是欧洲的两倍多，国土面积跟欧洲一样。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兴起之后，会有一些“大雁”飞到东南亚去，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会落在中国不走了，这些产业不再转移出去，而是垂直升级。
比如打火机制造，现在中国的打火机生产几乎实现全自动化，生产基地就在湖南一个小县城，打火机的出厂价格已经低到几毛钱一个，但仍然能赚钱。可见，采用新技术之后，以前定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赚钱的产业，可以转变成科技密集型、能赚钱的产业。
我预估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制造基地兴起，会是未来几十年的重要现象。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发达国家所谓的重振工业化，不过目前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欧洲国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美国和日本有一些政策出台，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力度还非常大，但涉及的都是非最高级别科技的行业，估计它们很难回到美国。
比如iPhone组装。iPhone在中国这么长时间经营，好多产品都本地化。这个本地化还不光是中国化，也包括韩国，iPhone的增加值按国别占比来算，中国和韩国贡献的增加值基本占50%。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把iPhone制造迁回美国。另外，美国也想把芯片制造迁回美国，同样难度极大。像Intel已经放弃生产芯片，重点搞设计，现在要重新回过去做，难度太大，因为它好像7纳米都没生产出来，现在台积电已经在冲击3纳米。
总之，发达国家所谓的重振工业化，不会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这也是我们应该观察的趋势之一。
彭文生：产业链的演变是持续的过程，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以来一直在演变的过程中，因为有两个根本性的驱动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改变经济、生产甚至消费模式，另一个是制度环境变化，包括内部的制度环境，如产业政策、外部的国际间合作、国际经济社会治理等，它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
从技术进步来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有几个重要影响：
1. 降低人们的沟通成本。在农业社会，人们的沟通主要靠喊，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我们需要电报、电话，到后来的电邮，现在数字技术发展到社交媒体，最近包括AI、元宇宙等等，信息沟通成本大幅下降。信息沟通成本下降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一部分服务业在过去不可贸易，现在变得可贸易，这在未来还将进一步影响全球产业链演变，包括增加竞争性，并提升效率。一般情况下，不可贸易的商品效率提升缓慢，因为它天然带有一定的垄断属性。现在，有些东西表面上看是制造业商品的贸易，但实际上已经包含很多服务业贸易，比如智能手机，已经不仅是硬件产品，它里面的APP实际上提供不同的服务，有些还是跨境服务。
2. 使一些制造业变得不可贸易。比如机器替代人，在过去国际贸易中有劳动力成本差异，如果未来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就变得不重要了。美国要搞制造业回流，也将导致未来可能出现部分制造品变得不可贸易，因为发达国家发挥自身优势用机器替代人生产，和发展中国家用劳动力生产，最后生产的产品可能是同一个，但发达国家用机器人生产将导致中间贸易的可行性、必要性下降。
目前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包括AI，未来将如何演变还很难看清楚，但对国际贸易和其背后产业链的影响，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谁会成为本轮产业链大重组中的赢家？
姚洋：中国产业处在上升期。虽然我们从0到1的创新相比美国少一些，但能否主导世界并不取决于从0到1的创新数量。美国在上一轮全球化里主导了从0到1的创新，可是并没有获得想象的收益。美国国内收入分配急剧恶化，社会矛盾加剧政治极端化，反倒是占领中间层次技术的国家行稳致远，例如北欧、德国等并没有被甩下来。认识中国自身的产业实力，我们要有定力。在一部分高科技领域我们处于领先地位，在一些主导产业里我们同样如此，比如电动车、AI、新能源等，这种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
其次可能受益的是东南亚国家。它们跟我们文化相近，人民吃苦耐劳，愿从最低层次开始做起，会像中国这样积少成多，一步一个脚印实现自己的工业化。
还有就是非洲一些国家，他们在充分学习中国，而且也学习中国文化方面的理念，比如吃苦耐劳。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当然，有的地区就认为自己不应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起，而应该直接做高端。
与之相反，一些发达国家估计要被甩在后面。中国有巨大的规模优势，很容易降低成本，像太阳能电池板领域，欧美国家针对我们征收所谓的反倾销关税，其实我们并没有倾销，因为成本就这么低。类似情况，一些发达国家将会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整过程中掉队。
彭文生：我很认同姚老师提出的这一点，就是要客观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
到底什么是安全？我认为是掌握一些别人没有、不会被替代的东西。比如占据科技领域的上游。为什么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是因为美国优势明显，在科技上游掌握不可替代的技术，超过其他国家，也超过中国，这是美国的重要安全保障。
安全可能最终还是来自科技创新，我们曾提出创新的“G2模式”，G2就是中国和美国。过去几十年，全球的创新模式可以总结为一个“G2模式”。“G2模式”是指美国在前沿创新，通过中国的大市场和制造业体系实现快速商业化。过去，这个模式全球受益：美国的企业受益，因为在中国的大市场赚取利润，苹果手机是典型案例；中国也受益，因为中国在干中学，很多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是分不开的，中下游的制造和上游的发明创造以及设计紧密相连，中国在干中学的过程中，技术差距明显缩减。
现在这个模式遇到了挑战，所以下一步安全来自哪里？可能还是来自于我们有些技术、产品不可替代。
美国现在不仅要创新，还希望中下游的制造不能对中国太依赖。美国搞制造业回流，我们搞基础性科技研发，这些都将增加成本。一个国家的资源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做，所以中国要进行科技创新，资源必然集中到创新领域。美国自己做生产制造，比如太阳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必将导致在上游的创新领域投入减少。世界未来怎么发展？我认为大家都将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谁最后胜出？最终可能也是要看科技领域的进步。
中国有大国规模优势，但是当年前苏联的规模也不小，为什么竞争失败？因为它没有发展市场经济，缺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引领。没有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引领，很难做到分工细化和规模效益，所以经济失败。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一个关键方面还是要做好分工和贸易。
产业链转移会威胁到中国“全球制造工厂”的地位吗？
姚洋：目前看来并不会。
首先，相对中国来说，他们都是小经济体，即便把东盟国家加起来，他们的经济体量也没有中国大，尽管他们当中不少国家也人口众多。当然，不能基于经济体量小就断定不会影响，还要看产业转移的性质。如果产业彻底转移出去，不再和中国发生联系，这对中国确实有不利影响。
不过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当某些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时，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大幅提升，而且主要是出口中间产品。估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产业链重组不会改变中国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一方面，东南亚生产中低端产品，甚至过一些年之后生产并出口中端产品到欧美，或者返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的元器件中间品会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产业升级速度特别快。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模范工厂大概140多家，中国占50家，未来这种无人工厂、全自动工厂在中国会越来越多。
不过，我们过去“比较优势”的观念要转变。未来，计算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可能考虑的不再是劳动力和资本，而是有多少机器人和多先进技术。基于这些分析，我认为产业向东南亚转移还不会影响中国发展。
彭文生：产能迁移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地位提升，部分落后产能迁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反映了我们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因素导致成本增加带来产业链的转移，这就不利了。
对企业来说，产业链放在什么地方，要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如果生产成本足够低，又需要克服运输成本带来的障碍，就可以将产业链转移过去，否则就不适合迁移。生产成本又要综合考虑劳动力、土地等经济成本，以及政治成本，尤其是地缘政治成本，如产地是不是适合放在这里，或者遵从西方政治正确。这些在短期来看都是对我们不利的影响。
应对的关键点，还是要提升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位置，即从中下游移到上游，所以科技创新最关键。
如何看本轮人工智能浪潮中的中国机会？
姚洋：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并不落后，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投向ChatGPT。事实上，在比较严肃地利用AI这个方向上，中国一点都不落后，在一些垂直领域，中国甚至走在世界最前列，比如智慧城市、工业4.0。
我们不能总是被显著性的、从0到1的突破左右。AI的发展它有自己的规律，在AI发展上我们一点都不落后，我们的应用场景还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我们电动车为什么能走在前列？跟AI、互联网发展有关系。
我们当然要客观认识到，当前中美存在必然的差距，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才是美国的中国1/6，不可能样样都赶上美国，但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好。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什么样的周期？
姚洋：我认为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型期，即从过去的外延式扩张变成了内涵式增长。通俗来讲，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靠科技进步推动增长。
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高光时代。这也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日本的高光时代是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的高光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旦进入高光时代，这个国家往往都要举办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是1964年，汉城奥运会是1988年，北京奥运会是2008年。自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地位越来越高，全球对中国的依赖度也在提高。
中国在数字技术和能源转型中的优势如何？
彭文生：在数字技术和能源转型的两个方向，中国都具备规模经济效应。
从能源转型来讲，可再生能源或是新能源，比如光伏、太阳能、风电等发电设备，属于制造业。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占据优势其实是有内在经济逻辑的，因为我们规模足够大，下一步的关键点仍然是如何发挥好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领域其实也是规模经济，因为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比如我使用微信并不会增加你用微信的成本，数字经济扩张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甚至接近零。数字经济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大国的企业规模也更大，比如美国、中国，现在印度也是。而且，数字经济时代制度、环境、政府的政策，其重要性比过去增加了，政策好效果就很好，政策出问题负面影响也会很大。
总之，中国未来要想更好地发展离不开发挥好规模经济效应。
编辑：王贤青、王志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