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即武器:美国监管突变,中国企业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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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夏,继芯片禁令之后,美国政府首次将管控矛头直接指向AI模型本身—随着Anthropic旗下Fable 5及Mythos 5被短暂叫停访问,再到OpenAI悄然建立“预通报”机制,“模型即武器”的监管新范式已浮出水面。
从硬件封锁到算法围堵,从被动断供到主动审批,这场博弈将如何重塑全球AI产业格局?中国企业又该如何穿越周期,在“硅幕”之下寻找新的增长极?我们特邀长江商学院滕斌圣教授深度解读这一标志性事件背后的战略意涵,为企业家厘清迷雾,前瞻布局。
滕斌圣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
战略研究副院长
新生代独角兽全球生态体系研究部主任
范式转换:从硬件封锁到模型管制
Q
“从硬件到模型”的监管范式转换意味着什么?这是临时性的危机应对,还是美国AI监管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滕斌圣教授:这次事件是全球AI管制史上的分水岭。过去,出口管制主要卡在芯片、设备等硬件“物理实体”上;而现在,监管边界直接延伸到了以比特形态存在的模型能力和访问行为本身。
美方此次通过“外国国民访问限制”和“视同出口(deemed export)”规则,实质上确立了一种单边管控范式——即便用户身处美国境内,只要国籍不符,也会被掐断访问。这打破了传统边境管制的物理边界,将模型本身界定为敏感的“国家安全资产”。
美国政府通过行政令强制要求发布前30天提供访问权限、建立机密评估流程,这样,监管机制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实上的预审审批制”。对于全球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政治合规与服务连续性”已彻底取代“纯模型性能”,成为AI供应链技术选型的首要战略指标。
合规挑战:全球AI治理的新常态
Q
“条件化访问”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技术治理范式,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意味着什么?企业是否应该将“监管风险”作为AI平台评估的核心维度之一?
滕斌圣教授:“条件化访问”作为一种新型技术治理范式,意味着地缘政治力量可以单方面、无预警地切断用户对关键技术栈的访问行为。
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而言,这带来了两点根本性的重构:
一是出海路径必须在“Day 0”就做好合规设计。传统的“红筹架构”或“借道新加坡(Singapore Washing)”在穿透式国籍监管、技术出口管制及50%实控权规则下,正迅速失去政治防御力。企业难以在不脱离国内制度和市场根基的情况下,合法合规地转移核心技术资产。
二是技术选型必须建立“备胎机制”。当企业的核心研发流程深度嵌套境外闭源工具时,服务中断、账号封禁等单方面决策将直接威胁其业务连续性。
因此,“监管风险”必须被作为AI平台评估的核心维度。
阿里因Claude Code对用户环境进行隐蔽“反向检测”并回传敏感信息,从而“反向禁用”Claude,就是近期标志性的警示。
企业及金融机构应将合规前置,建立“准入—评估—监控—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审查数据出境、模型供应链安全及隐蔽采集机制。
Q
AI模型的发布正在从“产品发布”变成“需要政府审批的事项”。这种监管前置化趋势如果成为常态,将如何改变全球AI产业的竞争格局?中国AI企业是否也需要建立类似的“预通报”机制?
滕斌圣教授:这种从“产品发布”到“政府审批”的监管前置化,首先,它削弱了美系闭源模型的全球领导力。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强制要求大模型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访问权限,这种事实上的审批制大幅抬高了企业的政治与合规不确定性,必然拖慢其技术创新与发布节奏。
同时,“随时可能被拔插头”的信任危机波及全球,可能倒逼多国推进“主权AI”,并促使全球客户转向更具性价比、可本地化部署的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如智谱GLM-5.2等)以保障业务连续性。
至于中国AI企业,我们无需效仿美方的临时性、个案式预通报,因为中国早已建立起更为常态化、制度化的前置监管体系。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上线大模型必须跨越“前置安全评估”与“服务/算法备案”(即“双备案”)两道核心门槛。
2025年我国建立“备案+登记”双轨制后,进一步为API调用提供了轻量化的合规登记路径。
中国推行的是“安全可控,备案先行”的预防性问责与敏捷治理模式,相比美方“基于直觉”且缺乏明确标准的行政介入,我国的监管路径更具制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将合规前置,在守住“双备案”底线的同时,利用开源生态加速商业化落地。
供应链重构:算力与能力的双重博弈
Q
如果说芯片断供影响的是“算力供应链”,那么模型断供影响的是“能力供应链”。这两种供应链风险在性质上有何不同?对企业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有何差异?
滕斌圣教授:从“算力锁(芯片)”到“能力锁(模型)”,代表着全球科技竞争的控制点正从物理实体(原子)向数字智能(比特)发生根本性转移。
在风险性质上,算力风险是“渐进式、有形且受物理约束的”。硬件断供后,企业虽无法采购新芯片,但对已部署的服务器仍享有物理所有权,且通常有约三个月的国产算力芯片(如华为昇腾系列)测试与软件适配缓冲期。
而能力风险则是“瞬时化、无形且法律不对等的”。在“模型即服务”(MaaS)模式下,企业仅购买了API的临时使用权而非资产本身。一旦遭遇单方面管制,供给方可在云端直接“拔插头”,企业在物理上没有任何资产所有权或法律救济手段。
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两者的差异更加凸显:
影响深度:算力风险主要卡在上游研发和模型训练阶段,推迟的是未来的技术迭代速度;而能力风险则直接瘫痪下游生产与实时业务流。当企业的核心研发、安全防护或高频业务流深度嵌入了境外闭源工具,断供将导致现有工作流和业务瞬间停摆。
影响广度:算力风险通常精准阻断高智算中心和前沿实验室等头部实体;而能力风险通过云端API网络,会瞬间波及成千上万依赖其调用的大量中小AI企业和高频开发者,引发大范围的生态系统休克。
Q
AI企业的出海战略与传统制造业有何本质不同?中国AI企业如何重新定义“全球化”的内涵?是否应该从“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或“生态出海”?
滕斌圣教授:首先,产品属性与交易形态不同。传统制造出海以设备、零部件等物理实体的“一次性交付”为主,收入确认也是单次;而AI出海则属于典型的跨境数字服务贸易,是通过云平台和API调用提供“Model-as-a-Service(模型即服务)”,客户高频调用、数据实时回传、企业持续按需计费。
其次,要素流动与贸易成本不同。制造出海必然伴随实体物流、仓储与关税壁垒;而AI出海(如“Token出海”)的实质是把中国国内低廉且稳定的电力和算法“数字化出口”,数据跨境流动不经过物理海关、没有集装箱、更没有传统关税,其市场渗透和全球覆盖效率远超传统制造业。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合规生命周期”的重构。传统制造多是“边展业边合规”;而AI出海面临极其严苛的数据主权、算法备案及穿透式出口管制。由于美欧对技术、资本的穿透式监管不仅看注册地,还会穿透到核心团队国籍、核心技术形成地、以及美元LP的构成。这决定了AI企业很难再靠后期迁址进行“新加坡清洗(Singapore Washing)”来切断连接,企业必须在创立之初就将合规程序前置到公司架构设计中。
中国AI企业必须将全球化的内涵重新定义为:
为对技术主权有诉求的地区(如全球南方和部分欧洲地区),提供一条开放、高性价比、可选择的“第二生态”。
基于此,中国AI企业必须迅速从单一的“产品(App/SaaS)出海”,升级为“能力(MaaS/Token)出海”与“生态出海”的双轮驱动:
■ 第一,推进“能力出海”(Token出海)。这是重塑全球AI成本结构的关键。
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工业用电价格与稳定的绿电供应,而Token生产中电力成本占比超60%。国产模型(如DeepSeek、Qwen等)凭借算法巧实力将推理成本降至极致,在海外Agent和批量开发等“高频、高Token消耗”场景中极具吸引力。这使得我们可以将国内的廉价能源转化为跨境数字智能“数字化出口”,快速抢占全球生产力底层底座。
■ 第二,深化“生态出海”(软硬一体与企业群协同)。
面对地缘政治围堵,企业应摒弃“单打独斗”,转向“企业群协同”与“产品+服务+生态”的综合输出。依托中国全球最完整的制造链条优势,将轻量化AI大模型(大脑)与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货运、新能源汽车、工业模组(身体)深度捆绑进行边缘部署。
当一套中国主导的“软硬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与当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和经济产出时,任何政府试图排除它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都会高到难以承受,这才是最有效的政治防御。
Q
在“技术主权”日益成为各国核心关切的今天,全球科技治理将走向何方?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跨国企业的战略逻辑应当如何根本性地重塑?
滕斌圣教授:“硅幕”(有学者将美国对华AI出口管制描述为打造“硅幕”、构建针对中国创新链、供应链和数据链的阻断截流体系。)的拉起,宣告了基于效率优先、全球分工的旧科技全球化时代彻底终结,全球科技治理正加速走向“地缘化阵营割据”与“多中心拼图”的碎片化时代。
未来全球将呈现三大标准体系与“双轨”技术生态并行的冷战式对峙:美系盟友的“小院高墙”、欧系的“权利与风险监管”以及中方倡议的“普惠、开源与主权对等”生态。中等国家将在要技术还是要主权的焦虑中两面下注。
在这样一个“双轨世界”里,跨国企业的战略逻辑必须发生根本性颠覆:
■ 首先,从“效率与成本优先”转向“地缘安全与业务连续性优先”。技术选型不能再单点嵌套美国闭源API,必须构建“多模型备份、可灵活切换、可本地化部署”的分布式架构。
■ 其次,合规战略必须前置为创立之初的公司基因。股权设计上要穿透审查美元LP结构,技术上要实现敏感数据与核心算法的物理与逻辑隔离,以应对“反向CFIUS”和国籍穿透监管。
■ 最后,从“单一产品出海”升级为“企业群协同与生态出海”。企业应联合制造、算法、能源等上下游,抱团融入当地产业链,以无法被轻易剥离的在地化价值构建最坚固的政治防御。
战略前瞻:EMBA学员的行动指南
Q
对于正在领导企业穿越中美科技博弈周期的EMBA学员,您最核心的三条战略建议是什么?在AI监管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企业领导者最需要重塑的认知和能力是什么?
滕斌圣教授:第一,构建“多模型架构与本土部署”的弹性技术栈。阿里禁用Claude的警示表明,研发深嵌境外闭源API面临环境检测与瞬时阻断的结构性风险。企业必须建立“模型路由、备用切换和私有部署”方案,防范能力供应链断供风险。
第二,将“合规设计”提升至董事会决策高度。合规不是事后补救的成本,而是公司创立之初的基因。领导者应将AI合规纳入顶层治理,建立“准入—评估—监控—退出”的AI全生命周期管理,严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与个人信息保护(PIA)等法定前置红线。
第三,从“单体产品出海”升级为“企业群生态协同”。依托国内高算力效率与制造业链路优势,向渴望“技术自主”的新兴市场提供软硬一体、政治风险可控的“第二选择”。
领导者最需重塑的认知是:摒弃“合规是纯成本”的观念,视其为全球竞争的核心护城河。
最需重塑的能力是:“地缘与监管风险治理”及“业务流程再造”的复合管理能力,兼顾效率与安全。
封面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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