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的黄金,能否应对金融“武器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李伟
李 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及大洋洲)市场副院长
近来金价的走势获得了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截至6月12日,金价为每盎司2323.4美元。过去一年,金价上涨了18.6%。
要知道,这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的上涨,其中最不利的条件就是实际利率的上升。2022年开始,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进行了多轮加息,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美国的基准利率)已涨至5.25%~5.5%。在考虑了通胀后,美国的实际利率有了明显的上升。
黄金是非孳息资产,当实际利率上升的时候,其他资产的回报率会上升,这时候黄金的价格就会遭遇逆风。
到底是哪些非经济的因素在作用于金价?这些因素对国际金融格局和中国经济又意味着什么?
金融“武器化”
目前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会积累美元资产来做储备,以应不时之需。这种局面给了美国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美国将别国的钱袋子捏在了自己手中。
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持有美元资产,原因有两点:
第一,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规模庞大且开放的市场,各方均可参与其中;
第二,美国金融市场的产品非常丰富。从低收益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国债,到高收益高风险低流动性的衍生品,只要市场有需求,金融机构就会很快创造出相应的产品来满足这种需求。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好,因此很多国家都愿意积累美元资产来做外汇储备,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系于美国的自律。当然,美国政府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常自律的,除了一些必要的监管,总体上是很尊重市场的运行的。
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其他投资者的担忧,这会损害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和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投资者心目中的分量。
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23年对外表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变通办法可以使他们完全绕开美元。”
求美元本位制
金融“武器化”赋予了美国巨大的竞争优势,那么这种竞争优势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要从国际金融史谈起了。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逐渐成为了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国家。那时候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伦敦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这一切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英镑。当时英镑与黄金挂钩,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有利于开展贸易和转移资本。189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元离成为世界中心货币还要再等50年。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后,英国的殖民地也相继独立,英镑不再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元开始成为全球货币的中心。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和黄金的价值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的设置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因此美元有时候也被称为美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复苏,但GDP的增长是不平衡的,例如德国和日本的GDP增速就远快于美国。在一些内部矛盾的作用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渐渐无力支撑,最后于1971年宣告解体,之后大多数货币开始逐渐走向浮动汇率。本来大家认为自此之后美元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会逐渐消失,但没想到的是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在无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因此这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制,市场曾认为欧元的出现会挑战美元的地位,但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发现欧元难堪大任。欧元不行,英镑和日元就更加不行了。中国资本账户尚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依旧任重道远。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凭借其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这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众多官方投资者将美元资产作为其外汇储备。这种格局造就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也使得美国可以将金融“武器化”。因此要遏制金融“武器化”,我们就需要采取措施,逐渐改变或规避美元本位制的体系,不然一切其他的做法都是缘木求鱼。
中国将何去何从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要怎么做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对于小经济体来说,它只能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接受者,但中国是大国,中国的改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可以采用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将储备资产多样化。
笔者相信中国央行增持黄金很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黄金的市场容量较小,不足以撑起中国庞大的储备资产。
截至2024年5月,中国的黄金储备大约有1709.6亿美元,但在同一时间,中国的储备资产总额约为3.4万亿美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约5%。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截至2023年年末,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为36699吨。按照每盎司2400美元的价格计算,其价值约等于28317亿美元,还没有中国的外汇储备价值多。因此要把储备资产多样化,单一增投黄金并非最佳选择。
前文已述,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市场,要让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绕开这个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将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想法很好,但实施难度估计会较大。
第二,改变经常账户顺差的状况。
自1994年汇改以来,中国的经常账户一直是顺差。经常账户顺差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国。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强制结汇的制度,大量外汇最后都流入了中国央行,因此央行是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载体。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本来就应该保有一定量的经常账户逆差。这里面的逻辑有点复杂,在此不再展开。我们只需要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GDP增速高的经济体,一定量的经常账户逆差往往是有利于增进国民福利的。
然而,假如我们穷根究底,那么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有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储蓄率更高,高储蓄的背后是低消费。要减少储蓄就需要提振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行一系列的结构改革,比如加强上市公司分红、政府在社保上投入更多资金等。
这些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是大的方向,应该向着这些目标坚定前行。
第三,鼓励居民和企业出海,全球配置资源。
假如我们暂时无法削减经常账户顺差,那么由央行掌管绝大部分外汇储备的做法或许就可以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央行负责对外投资的部门不可能很大,而且对外投资的第一要义肯定是保值,因此或多或少要选择那些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大市场去进行投资,例如美国国债市场。
假如我们可以藏汇于民,让众多的企业和居民去全球配置资产,那么这极有可能会分散投资风险,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更高的回报。同时,假如我们海外投资的主体是众多的企业和居民,大家投资的币种和标的品类繁多,那么这也会让美国冻结中国外汇资产变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鼓励企业和居民走出去需要适当放宽我们的资本管制。在放宽资本管制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使得大多数人不敢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投机,从而遏制债务美元化。
人们常说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割全球的韭菜。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后果可能比美国割韭菜严重得多,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融“武器化”。要避免被动局面,我们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去建立自己的安全气囊。
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未雨绸缪,那么金融“武器化”就威胁不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必将在这个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寻得一片安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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