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各商学院动态·2025.07.28·来源 ckgsb_emba·阅读 9 分钟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来源|锵稿

作者|杨殳

非大唐不能有的故事

回顾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其中以好莱坞大制作为对标的古装大片,无论真人还是动画,几乎都必须匹配上大商业类型——武侠、奇幻、战争,排列组合或融为一炉,在既定范式中发挥,场面得以宏大,想象得以放肆。

不过“古装”与“古代”,更多只是作为背景和环境,即便够“古”够“中”,其实相对架空——故事发生在秦汉或唐宋或明清,似乎都可以对调,甚至,移到中世纪欧洲也未尝不可。

但这一回的《长安的荔枝》,就跳出了之前古装电影的窠臼,用“大”制作讲了一个喜剧“小”故事——而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非大唐不能有的故事。 

本片故事基于杜牧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的假定而来,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在不超出真实历史情景的前提下肆意发挥。这样的影片,在从前的中国电影史上几乎没有前例,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比起传统型的优秀历史片如《鸦片战争》或《荆轲刺秦王》,《长安的荔枝》又在历史传奇外,有效提供了当代情绪出口——而这正是优秀的商业片要努力追求的“引爆”公众的最重要配方。

所以,《长安的荔枝》当得起是一部 “新中式古装大片”之誉。不夸张地说,它很可能会是未来一批历史片的“打样”之作。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两部“大唐长安”电影(《长安的荔枝》与《长安三万里》)

预示着一种新式古装大片类型的问世

完美的商业片卖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电影的文学改编有过第一股热潮。当时有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改编,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但几乎全是严肃文学变到文艺电影的路子。毕竟,当时电影业远未工业化,从文学底本到电影改编的路上,其实是没有经过“市场”这一步的。

而最近的二十多年来,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在创作上的相互“渗透”,已然是一种产业趋势,有了更成熟的影视工业,通俗小说的创作其实已成为产业一环。不说网络文学,只说传统创作,即便不是专门为成为改编底本而写,潜移默化之下,大量小说作者也不可避免地按照影视戏剧逻辑去找选题、做结构、立人物,更在具体的写作中借鉴影视的场景呈现方式。

其中,以《长安的荔枝》原著作者马伯庸、以及一些新兴影视文学创作机构为代表,出现了一批历史悬疑、历史犯罪或“历史+××”的类型融合小说,从策划、写作,到出版、版权交易到影视改编,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而且还有了一整套的平台化运营。例如,在史料、历史论文中挖掘人物处境、因果间隙,或以经典历史事件、古典故事为素材,用影视需要的题材、概念、框架乃至流行主题来把小说做成“项目”。

这显然是一种更新的“新历史小说”,而且,它们不再像以前的莫言、苏童作品那样,从精英走向大众,而是直接从大众走向大众。

小说版《长安的荔枝》正是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这部中篇小说,提出了一个中国版“不可能任务”:如何在唐代科技条件下,将鲜荔枝从岭南(广东)送到长安(陕西)?不消说,这就是好莱坞业界津津乐道的“高概念”,也就是完美的商业片卖点。

正如电影中有句台词“绝境中的人物最有魅力”——这简直在对编剧、导演和演员提目标:故事前提备好了,基本框架有了,如何有效运用大制作、大场面,把这出大戏在银幕上演好?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即便背景换到了唐朝,大鹏也继续担任“牛马”代言人。

喜剧是表面,里子是惊悚、冒险、动作

《长安的荔枝》改编的功夫下在了结构上,简化调整人物关系,集中戏剧冲突场景,将小说戏谑温和的娓娓道来,绷成了紧张刺激的生死节奏。

小说情节是连绵不断的线,以主角李善德接任务、遇难题、解难题到最后孤注一掷,配角人物则是挂坠一般挂在主线上,在不同问题阶段承担解题的各个功能。而电影对人物做了大刀阔斧的取舍,让一众配角更紧凑地围绕在主角身边。

商人苏谅在小说里被“忽悠”之后即谢幕退场,而电影则让他关键时刻重新出场。林邑奴救主本发生在小说前半段,电影改为在最后关头壮烈牺牲。两个人物因此既承担任务中的“伙伴”功能,也自然带出了情感关系,从内到外完成作用在主人公的改变弧线上(而苏、林两人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人物弧线”)。于是,电影在完成主线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情感故事辅线。主角在权力与友情之间的处境——这个良心纠结——正是人物真正让观众共情之处。

从结构上看,这个“纠结”的形成与化解,同时承担了叙事、主题和人物关系,有效完成了一个商业片普遍叙事模型。主角前半段为保命步步挣扎,获得权力有了一线生机,后半段骑虎难下,权力却将自己推向更彻底的死亡线。为解决新问题,电影节奏分明地三次运用了“最后一分钟营救”——苏谅商船救急、林邑奴舍命救主、李善德最后一刻奔入皇城,将人物“绝境-逆袭”推到了极点。

有了这些结构改编的底子,跋山涉险、荔枝园被毁、追杀逃亡、黄草驿逃驿等冒险动作场面都成为人物情绪和压力的外化。在故事的“不可能任务”前提下,场面越大,越显出背后的荒诞与残酷。这一切最终都作用在观众情绪之上,言之有物,效果显著。

因此,喜剧只是表面,本片里子是惊悚、冒险、动作的商业类型,以及社会、政治的正剧类型——而且,这些类型融合相当巧妙且十足“中式”,因为惊悚来自古代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和权力潜规则,而冒险动作来自历史条件和地理限制。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刘德华威严十足出演赫赫有名的权臣杨国忠,在很短的戏份内呈现了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也是《长安的荔枝》作为一部历史片的高光时刻。

既是古装喜剧,也是当代寓言

从小吏视角讲述官场现形记在今天不算新鲜,但《长安的荔枝》好在历史情境与现实相通,既是古装喜剧,也是当代寓言。

电影精简掉了小说里一个人物,即李善德的朋友韩洄。此人负责讲解古代官场潜规则,从头到尾帮主角出主意,分析各级官员行事逻辑。删掉这个人物,效果很微妙,因为这个老油条的存在,不免让主角处在一种学习为官之道的状态,底色显得复杂。没有了老油条的解说,电影叙事变得简练直接,主角言行更为纯粹。

李善德考公,是抱有理想,可理想幻灭。经过生死的摸爬滚打,他具备了做官的智商和情商,却良心上过不去,最后冒死摊牌,给旁观者(是杨国忠、更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带来力量感十足的震撼。

这当然过于理想,可也许是一种必要的造梦,其背后是关于人性与制度的普世议题:无论官场职场,面对有违良心的任务时,该作何选择?爬上高位与秉持公义,孰轻孰重?

这一议题通过古代官场闹剧抵达当下,让观众代入共情,离不了电影打击精准但还算克制的讽喻。荔枝使“不可能的任务”正如今日职场盛行的“雕花学”,而吐槽“层层加码”的点到为止更是戳到了大家心坎上。这种种表达的微妙,在于既呼应“下”,又呼应了“上”,在安全范围内让情绪宣泄得恰到好处。喜剧在影片后半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犀利深刻且情感冲击力巨大的民生社会层面表达。

这是一种讲故事的平衡术,其实本身也算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杜牧是晚唐诗人,讲荔枝故事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本就属于借古讽今的咏史诗。诗中除了写送荔枝,还讲了安禄山为唐玄宗和杨贵妃作胡旋舞等场景,教科书称之为“既反思历史,又讽喻现实”,含蓄委婉,意味悠长。

与之相对应的是,影片尾声处,冰镇荔枝送到,贵妃正要伸手去拿,忽听得太监报节目,安禄山要跳舞了。贵妃注意力转移,正要伸到荔枝上的手,又悄然挪开了——举国之力,数不尽的劳民伤财,结果居然就是白送了。最后是影片结尾,讲到一年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生灵涂炭。

于是,整部电影的格局、立意骤然丰满,小人物的荒诞命运下,映衬的是大历史的沧桑悲悯。

影片的结局是“逃离北上广”的李善德因祸得福,在历史夹缝中偷生,终于可以放开胆子大吃特吃皇帝贵妃才能享用的鲜荔枝了,却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满腔的辛酸泪。

李善德这一把老泪,是为自己而流、是为家人朋友而流、是为大唐的衰亡而流,也无妨看作是为万万千千的当代牛马而流。历史情境与当代现实贯通的“处境现实主义”,保障了《长安的荔枝》在未来的中国电影史上,将要留下一笔。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各商学院动态·2025.07.28·来源 ckgsb_emba·阅读 9 分钟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来源|锵稿

作者|杨殳

非大唐不能有的故事

回顾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其中以好莱坞大制作为对标的古装大片,无论真人还是动画,几乎都必须匹配上大商业类型——武侠、奇幻、战争,排列组合或融为一炉,在既定范式中发挥,场面得以宏大,想象得以放肆。

不过“古装”与“古代”,更多只是作为背景和环境,即便够“古”够“中”,其实相对架空——故事发生在秦汉或唐宋或明清,似乎都可以对调,甚至,移到中世纪欧洲也未尝不可。

但这一回的《长安的荔枝》,就跳出了之前古装电影的窠臼,用“大”制作讲了一个喜剧“小”故事——而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非大唐不能有的故事。 

本片故事基于杜牧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的假定而来,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在不超出真实历史情景的前提下肆意发挥。这样的影片,在从前的中国电影史上几乎没有前例,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比起传统型的优秀历史片如《鸦片战争》或《荆轲刺秦王》,《长安的荔枝》又在历史传奇外,有效提供了当代情绪出口——而这正是优秀的商业片要努力追求的“引爆”公众的最重要配方。

所以,《长安的荔枝》当得起是一部 “新中式古装大片”之誉。不夸张地说,它很可能会是未来一批历史片的“打样”之作。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两部“大唐长安”电影(《长安的荔枝》与《长安三万里》)

预示着一种新式古装大片类型的问世

完美的商业片卖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电影的文学改编有过第一股热潮。当时有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改编,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但几乎全是严肃文学变到文艺电影的路子。毕竟,当时电影业远未工业化,从文学底本到电影改编的路上,其实是没有经过“市场”这一步的。

而最近的二十多年来,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在创作上的相互“渗透”,已然是一种产业趋势,有了更成熟的影视工业,通俗小说的创作其实已成为产业一环。不说网络文学,只说传统创作,即便不是专门为成为改编底本而写,潜移默化之下,大量小说作者也不可避免地按照影视戏剧逻辑去找选题、做结构、立人物,更在具体的写作中借鉴影视的场景呈现方式。

其中,以《长安的荔枝》原著作者马伯庸、以及一些新兴影视文学创作机构为代表,出现了一批历史悬疑、历史犯罪或“历史+××”的类型融合小说,从策划、写作,到出版、版权交易到影视改编,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而且还有了一整套的平台化运营。例如,在史料、历史论文中挖掘人物处境、因果间隙,或以经典历史事件、古典故事为素材,用影视需要的题材、概念、框架乃至流行主题来把小说做成“项目”。

这显然是一种更新的“新历史小说”,而且,它们不再像以前的莫言、苏童作品那样,从精英走向大众,而是直接从大众走向大众。

小说版《长安的荔枝》正是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这部中篇小说,提出了一个中国版“不可能任务”:如何在唐代科技条件下,将鲜荔枝从岭南(广东)送到长安(陕西)?不消说,这就是好莱坞业界津津乐道的“高概念”,也就是完美的商业片卖点。

正如电影中有句台词“绝境中的人物最有魅力”——这简直在对编剧、导演和演员提目标:故事前提备好了,基本框架有了,如何有效运用大制作、大场面,把这出大戏在银幕上演好?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即便背景换到了唐朝,大鹏也继续担任“牛马”代言人。

喜剧是表面,里子是惊悚、冒险、动作

《长安的荔枝》改编的功夫下在了结构上,简化调整人物关系,集中戏剧冲突场景,将小说戏谑温和的娓娓道来,绷成了紧张刺激的生死节奏。

小说情节是连绵不断的线,以主角李善德接任务、遇难题、解难题到最后孤注一掷,配角人物则是挂坠一般挂在主线上,在不同问题阶段承担解题的各个功能。而电影对人物做了大刀阔斧的取舍,让一众配角更紧凑地围绕在主角身边。

商人苏谅在小说里被“忽悠”之后即谢幕退场,而电影则让他关键时刻重新出场。林邑奴救主本发生在小说前半段,电影改为在最后关头壮烈牺牲。两个人物因此既承担任务中的“伙伴”功能,也自然带出了情感关系,从内到外完成作用在主人公的改变弧线上(而苏、林两人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人物弧线”)。于是,电影在完成主线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情感故事辅线。主角在权力与友情之间的处境——这个良心纠结——正是人物真正让观众共情之处。

从结构上看,这个“纠结”的形成与化解,同时承担了叙事、主题和人物关系,有效完成了一个商业片普遍叙事模型。主角前半段为保命步步挣扎,获得权力有了一线生机,后半段骑虎难下,权力却将自己推向更彻底的死亡线。为解决新问题,电影节奏分明地三次运用了“最后一分钟营救”——苏谅商船救急、林邑奴舍命救主、李善德最后一刻奔入皇城,将人物“绝境-逆袭”推到了极点。

有了这些结构改编的底子,跋山涉险、荔枝园被毁、追杀逃亡、黄草驿逃驿等冒险动作场面都成为人物情绪和压力的外化。在故事的“不可能任务”前提下,场面越大,越显出背后的荒诞与残酷。这一切最终都作用在观众情绪之上,言之有物,效果显著。

因此,喜剧只是表面,本片里子是惊悚、冒险、动作的商业类型,以及社会、政治的正剧类型——而且,这些类型融合相当巧妙且十足“中式”,因为惊悚来自古代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和权力潜规则,而冒险动作来自历史条件和地理限制。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

刘德华威严十足出演赫赫有名的权臣杨国忠,在很短的戏份内呈现了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也是《长安的荔枝》作为一部历史片的高光时刻。

既是古装喜剧,也是当代寓言

从小吏视角讲述官场现形记在今天不算新鲜,但《长安的荔枝》好在历史情境与现实相通,既是古装喜剧,也是当代寓言。

电影精简掉了小说里一个人物,即李善德的朋友韩洄。此人负责讲解古代官场潜规则,从头到尾帮主角出主意,分析各级官员行事逻辑。删掉这个人物,效果很微妙,因为这个老油条的存在,不免让主角处在一种学习为官之道的状态,底色显得复杂。没有了老油条的解说,电影叙事变得简练直接,主角言行更为纯粹。

李善德考公,是抱有理想,可理想幻灭。经过生死的摸爬滚打,他具备了做官的智商和情商,却良心上过不去,最后冒死摊牌,给旁观者(是杨国忠、更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带来力量感十足的震撼。

这当然过于理想,可也许是一种必要的造梦,其背后是关于人性与制度的普世议题:无论官场职场,面对有违良心的任务时,该作何选择?爬上高位与秉持公义,孰轻孰重?

这一议题通过古代官场闹剧抵达当下,让观众代入共情,离不了电影打击精准但还算克制的讽喻。荔枝使“不可能的任务”正如今日职场盛行的“雕花学”,而吐槽“层层加码”的点到为止更是戳到了大家心坎上。这种种表达的微妙,在于既呼应“下”,又呼应了“上”,在安全范围内让情绪宣泄得恰到好处。喜剧在影片后半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犀利深刻且情感冲击力巨大的民生社会层面表达。

这是一种讲故事的平衡术,其实本身也算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杜牧是晚唐诗人,讲荔枝故事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本就属于借古讽今的咏史诗。诗中除了写送荔枝,还讲了安禄山为唐玄宗和杨贵妃作胡旋舞等场景,教科书称之为“既反思历史,又讽喻现实”,含蓄委婉,意味悠长。

与之相对应的是,影片尾声处,冰镇荔枝送到,贵妃正要伸手去拿,忽听得太监报节目,安禄山要跳舞了。贵妃注意力转移,正要伸到荔枝上的手,又悄然挪开了——举国之力,数不尽的劳民伤财,结果居然就是白送了。最后是影片结尾,讲到一年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生灵涂炭。

于是,整部电影的格局、立意骤然丰满,小人物的荒诞命运下,映衬的是大历史的沧桑悲悯。

影片的结局是“逃离北上广”的李善德因祸得福,在历史夹缝中偷生,终于可以放开胆子大吃特吃皇帝贵妃才能享用的鲜荔枝了,却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满腔的辛酸泪。

李善德这一把老泪,是为自己而流、是为家人朋友而流、是为大唐的衰亡而流,也无妨看作是为万万千千的当代牛马而流。历史情境与当代现实贯通的“处境现实主义”,保障了《长安的荔枝》在未来的中国电影史上,将要留下一笔。

长安的荔枝,又刺痛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