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 共话经济学理论创新——我院“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举行

活动·2026.11.17·来源 南京大学商学院·阅读 13 分钟

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经济学专家齐聚南京大学,围绕人工智能与金融变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度型开放、科技金融与创新激励、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转载说明: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文标题为《聚焦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 共话经济学理论创新——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举行》,作者为王广禄。转载时正文内容未作改动,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媒体所有。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近日,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经济学专家齐聚南京大学,围绕人工智能与金融变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度型开放、科技金融与创新激励、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前沿与现实问题,为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本次大讲堂特别场由南京大学商学院主办,洪银兴经济学奖基金管理委员会、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协办,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宇伟教授主持本次活动,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从来和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郑江淮分别担任大讲堂上下半场的主持人。

01把握世界经济变局 深化大国发展与对外开放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调整相互交织,正在深刻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产业分工和经济增长模式。如何理解这些变化,并从中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成为本次大讲堂的重要议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围绕人工智能革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展开分析。他提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债务扩张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挑战,人工智能投资范式的变革正在推动全球资本重新配置,并对国际金融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全球主权债务持有主体逐渐由政府和央行转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使债务风险更加依赖持有人结构、融资期限和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与上一轮互联网革命相比,本轮人工智能投资具有重资产、高资本开支和收益不确定性等特征,私募信贷、企业债券及多层杠杆融资的广泛运用,可能加剧资本投入与经营现金流之间的错配。他强调,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风险,必须超越个别科技企业的财务表现,从技术迭代、资本形成、融资模式和金融机构行为等方面,系统认识全球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洪俊杰围绕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现实背景、主要内涵与实施路径展开分析。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正在由历史上的被动开放、互惠式开放向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开放转变。这既是应对全球化放缓、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和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应从制度、领域和区域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制度层面加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国际对接与引领;领域层面重点扩大服务业和金融业开放;区域层面推动形成更加协调的开放格局。他介绍,基于约300万家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未来应进一步统筹开放与安全、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欧阳峣从经济思想史视角梳理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在他看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美国现代经济学和中国当代经济学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初步揭示了广阔的国内市场、交通条件改善和对外贸易拓展对于深化社会分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后,库兹涅茨、钱纳里等经济学家进一步从国家规模、经济稳定性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深化了相关研究。中国经济学家则立足本国发展实践,围绕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等问题展开系统探索。他认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已经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既强调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和内生发展能力,也重视国际市场与开放合作,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02聚焦数智经济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组织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如何发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课题。

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黄泰岩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数智经济时代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无论从工业化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还是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制造业始终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数字产业化,更需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而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仍面临一定瓶颈。他强调,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应用领域,还能够通过庞大的市场需求、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动力。在实现路径上,应从全产业和全链条两个层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整合、供应链优化、创新链协同和价值链重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使其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围绕中国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新指标与新发现,分享了最新实证研究成果。他构建了涵盖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体三类技术,以及七个企业业务环节的多维度指标体系,以更加准确地识别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情况、应用程度和具体场景。研究发现,2007年至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人工智能应用比例大幅攀升,但整体应用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并存在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差异。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应用虽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估值产生负面影响,且相关财务回报在未来4至6年内仍未明显改善。这可能与前期资金投入、人员技能提升、业务重组和组织调整等成本有关。同时,国有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呈现出一定的正向财务绩效效应。他认为,如何将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转化为企业实际经营收益,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根福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科技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他认为,陕西虽然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较高的技术交易规模,但本土企业技术吸收与并购能力相对不足,科技成果向省外转移、科技企业成熟后外迁等现象较为突出。同时,部分科技创新成果与地方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支持具有短期上市潜力的企业,难以有效满足本土产业升级的长期资金需求。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科技创新、金融创新与产业创新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推动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应进一步确立产业创新在三者中的主导地位,以本土重点产业的发展需求引领科技研发与金融资源配置,将有限的科技和金融资源集中用于实体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03完善创新激励机制 探索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新路径

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依赖技术突破和资金投入,也受到金融契约、产业政策与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改善创新激励,推动技术进步并实现更加包容的经济增长,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另一重要方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龚强从续投契约设计的视角,探讨了耐心资本的失败容忍机制及其创新激励效应。他提出,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统分阶段融资中的中期考核、退出安排和股权让渡要求,可能使企业家因担忧创新失败而转向风险较低的传统项目。他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比较了投资者承诺持续投资与根据信号决定是否续投两种融资机制,分析不同融资安排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创新项目具有足够长期价值的条件下,可信的续投承诺能够降低企业家对短期失败的顾虑,增强其从事实质性创新的激励;而过度依赖短期绩效考核,则可能抑制创新活动。他强调,耐心资本的关键不仅在于长期资金供给,更在于通过合理的契约安排,提高投资者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保障企业家的创新收益,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从地缘政治与数字革命的双重冲击出发,分析了全球分工格局、技术创新激励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变化。他以华为遭遇技术断供为例指出,过去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往往通过降低国际市场价格惠及下游企业,自身却难以充分获取创新收益;而外部技术封锁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推动国内产业链重组,使上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利润增长形成正向反馈。他进一步指出,国际市场受阻和数字平台发展削弱了产品差异化和空间壁垒,加剧了价格竞争与产业内卷。与此同时,关键技术攻关和人工智能投资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可能导致真实技术进步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之间出现偏离。随着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经济增长可能由过去相对平滑的路径转向技术突破与阶段性停滞交替出现的“锯齿型”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审视技术进步、产业竞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院长潘士远围绕制度、企业家与定向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他通过构建异质性个体选择模型,将企业家区分为创新型和模仿型,考察制度质量改善如何通过企业家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发现,制度改善能够提高企业家的收益保障,吸引更多个体进入创业活动,其中高能力者更倾向于技术创新,中等能力者更倾向于技术模仿。企业家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模仿型企业家相对比重上升则使技术进步更多地向模仿活动倾斜。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制度改善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其中,中等能力群体,特别是由普通劳动者转变为模仿型企业家的群体,获得的收益最为显著。他认为,这一研究为理解制度改善如何促进创新创业、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04立足中国经济实践 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

本次大讲堂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呈现了从全球经济格局与金融体系变革,到数智技术赋能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再到科技金融制度设计和微观主体创新激励的多层次研究视角。各位专家既关注人工智能、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经贸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也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深入探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制度型开放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等重要问题。

从宏观经济运行到微观企业行为,从现实问题分析到经济理论建构,九位专家的研究共同展现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价值。面对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新问题,经济学研究既需要深化对传统理论的认识,也需要从中国实践中发现新事实、提炼新问题、发展新理论。

本次“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为专家学者和青年师生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有助于拓展经济学研究视野、激发学术创新思考,并为推动经济学科建设、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聚焦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 共话经济学理论创新——我院“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举行
活动·2026.11.17·来源 南京大学商学院·阅读 13 分钟

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经济学专家齐聚南京大学,围绕人工智能与金融变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度型开放、科技金融与创新激励、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转载说明: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文标题为《聚焦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 共话经济学理论创新——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举行》,作者为王广禄。转载时正文内容未作改动,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媒体所有。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近日,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经济学专家齐聚南京大学,围绕人工智能与金融变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度型开放、科技金融与创新激励、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前沿与现实问题,为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本次大讲堂特别场由南京大学商学院主办,洪银兴经济学奖基金管理委员会、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协办,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宇伟教授主持本次活动,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从来和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郑江淮分别担任大讲堂上下半场的主持人。

01把握世界经济变局 深化大国发展与对外开放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调整相互交织,正在深刻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产业分工和经济增长模式。如何理解这些变化,并从中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成为本次大讲堂的重要议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围绕人工智能革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展开分析。他提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债务扩张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挑战,人工智能投资范式的变革正在推动全球资本重新配置,并对国际金融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全球主权债务持有主体逐渐由政府和央行转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使债务风险更加依赖持有人结构、融资期限和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与上一轮互联网革命相比,本轮人工智能投资具有重资产、高资本开支和收益不确定性等特征,私募信贷、企业债券及多层杠杆融资的广泛运用,可能加剧资本投入与经营现金流之间的错配。他强调,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风险,必须超越个别科技企业的财务表现,从技术迭代、资本形成、融资模式和金融机构行为等方面,系统认识全球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洪俊杰围绕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现实背景、主要内涵与实施路径展开分析。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正在由历史上的被动开放、互惠式开放向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开放转变。这既是应对全球化放缓、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和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应从制度、领域和区域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制度层面加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国际对接与引领;领域层面重点扩大服务业和金融业开放;区域层面推动形成更加协调的开放格局。他介绍,基于约300万家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未来应进一步统筹开放与安全、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欧阳峣从经济思想史视角梳理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在他看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美国现代经济学和中国当代经济学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初步揭示了广阔的国内市场、交通条件改善和对外贸易拓展对于深化社会分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后,库兹涅茨、钱纳里等经济学家进一步从国家规模、经济稳定性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深化了相关研究。中国经济学家则立足本国发展实践,围绕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等问题展开系统探索。他认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已经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既强调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和内生发展能力,也重视国际市场与开放合作,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02聚焦数智经济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组织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如何发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课题。

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黄泰岩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数智经济时代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无论从工业化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还是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制造业始终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数字产业化,更需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而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仍面临一定瓶颈。他强调,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应用领域,还能够通过庞大的市场需求、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动力。在实现路径上,应从全产业和全链条两个层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整合、供应链优化、创新链协同和价值链重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使其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围绕中国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新指标与新发现,分享了最新实证研究成果。他构建了涵盖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体三类技术,以及七个企业业务环节的多维度指标体系,以更加准确地识别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情况、应用程度和具体场景。研究发现,2007年至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人工智能应用比例大幅攀升,但整体应用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并存在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差异。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应用虽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估值产生负面影响,且相关财务回报在未来4至6年内仍未明显改善。这可能与前期资金投入、人员技能提升、业务重组和组织调整等成本有关。同时,国有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呈现出一定的正向财务绩效效应。他认为,如何将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转化为企业实际经营收益,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根福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科技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他认为,陕西虽然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较高的技术交易规模,但本土企业技术吸收与并购能力相对不足,科技成果向省外转移、科技企业成熟后外迁等现象较为突出。同时,部分科技创新成果与地方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支持具有短期上市潜力的企业,难以有效满足本土产业升级的长期资金需求。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科技创新、金融创新与产业创新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推动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应进一步确立产业创新在三者中的主导地位,以本土重点产业的发展需求引领科技研发与金融资源配置,将有限的科技和金融资源集中用于实体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03完善创新激励机制 探索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新路径

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依赖技术突破和资金投入,也受到金融契约、产业政策与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改善创新激励,推动技术进步并实现更加包容的经济增长,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另一重要方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龚强从续投契约设计的视角,探讨了耐心资本的失败容忍机制及其创新激励效应。他提出,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统分阶段融资中的中期考核、退出安排和股权让渡要求,可能使企业家因担忧创新失败而转向风险较低的传统项目。他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比较了投资者承诺持续投资与根据信号决定是否续投两种融资机制,分析不同融资安排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创新项目具有足够长期价值的条件下,可信的续投承诺能够降低企业家对短期失败的顾虑,增强其从事实质性创新的激励;而过度依赖短期绩效考核,则可能抑制创新活动。他强调,耐心资本的关键不仅在于长期资金供给,更在于通过合理的契约安排,提高投资者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保障企业家的创新收益,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从地缘政治与数字革命的双重冲击出发,分析了全球分工格局、技术创新激励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变化。他以华为遭遇技术断供为例指出,过去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往往通过降低国际市场价格惠及下游企业,自身却难以充分获取创新收益;而外部技术封锁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推动国内产业链重组,使上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利润增长形成正向反馈。他进一步指出,国际市场受阻和数字平台发展削弱了产品差异化和空间壁垒,加剧了价格竞争与产业内卷。与此同时,关键技术攻关和人工智能投资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可能导致真实技术进步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之间出现偏离。随着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经济增长可能由过去相对平滑的路径转向技术突破与阶段性停滞交替出现的“锯齿型”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审视技术进步、产业竞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院长潘士远围绕制度、企业家与定向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他通过构建异质性个体选择模型,将企业家区分为创新型和模仿型,考察制度质量改善如何通过企业家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发现,制度改善能够提高企业家的收益保障,吸引更多个体进入创业活动,其中高能力者更倾向于技术创新,中等能力者更倾向于技术模仿。企业家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模仿型企业家相对比重上升则使技术进步更多地向模仿活动倾斜。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制度改善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其中,中等能力群体,特别是由普通劳动者转变为模仿型企业家的群体,获得的收益最为显著。他认为,这一研究为理解制度改善如何促进创新创业、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04立足中国经济实践 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

本次大讲堂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呈现了从全球经济格局与金融体系变革,到数智技术赋能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再到科技金融制度设计和微观主体创新激励的多层次研究视角。各位专家既关注人工智能、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经贸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也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深入探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制度型开放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等重要问题。

从宏观经济运行到微观企业行为,从现实问题分析到经济理论建构,九位专家的研究共同展现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价值。面对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新问题,经济学研究既需要深化对传统理论的认识,也需要从中国实践中发现新事实、提炼新问题、发展新理论。

本次“经济学科大讲堂”特别场为专家学者和青年师生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有助于拓展经济学研究视野、激发学术创新思考,并为推动经济学科建设、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