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邓希炜:大国有分歧,APEC的价值反而更高

教授观点·2026.11.18·来源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阅读 7 分钟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港大邓希炜教授谈APEC的价值、大湾区分工与普惠发展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明两日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领导人会议。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变化,各方在不少议题上存在分歧,一个没有约束力的合作平台还能发挥多大作用?香港、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分别承办不同会议,大湾区又能如何展现区域优势?

会前,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香港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邓希炜教授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新闻社、南方+、South、羊城晚报及香港TVB采访,并在《中国日报》撰文,分享了他的看法。

APEC的价值:分歧越多,对话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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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在邓教授看来,地缘政治环境越复杂,APEC的价值反而越突出。他在11月16日发表于《中国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写到,APEC以自愿、非约束性的方式运作,让成员经济体可以表达关切、寻找共识,是对WTO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个平台的分量也不小:2025年,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的61.6%,货物出口达1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一半。

“在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我反而觉得没有约束性,反而更有效。”接受TVB采访时,邓教授说,“比如现在WTO是有约束性的,但里面有中国、有美国,有很多在政治上、科技上存在一些分歧的国家,就很难达成这样的协议。”他指出,正因为大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APEC每年提供的面对面交流机会更显重要:“恰恰因为两个大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APEC每年为双方领导人和代表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反而强化了沟通渠道。因此,APEC的价值比以前更高。”他认为,即使地缘政治持续冲击全球,APEC成员经济体仍能暂时搁置分歧,在能够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推进合作。

一会多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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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无线新闻

今年是APEC“中国年”,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香港在10月举办APEC财长会,深圳则举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工商领导人峰会。“中国是APEC东道主,国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承办地,体现了这一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邓教授说。在他看来,大湾区“9+2”城市各具特色,分别承办不同领域的APEC会议,既能让国际嘉宾了解大湾区城市发展的多元化,也能展示不同产业及制度之间如何互补。“香港以金融和专业服务为主要优势,深圳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绿色工业见长,澳门则以旅游和文化为主导。”

他说:“这也向全球参会人士展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制度资源,彼此之间应该有更多合作空间。”邓教授认为,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经济体探索经济转型和区域合作提供参考。“我认为,这也是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可以寻求合作空间的一种模式。”

前研后产:香港专业服务助企业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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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邓教授指出,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已经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中心,逐步转型为创新中心和科技中心。“香港的新定位可概括为‘前研后产’——香港负责研发和前端创新,大湾区内地城市负责生产和产业化。”他提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位列第一,深圳的科技和制造优势,与香港的金融、法律和专业服务正好互补。

内地企业“出海”,是香港专业服务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如今,不少内地企业正通过香港走向国际市场;在产品进入不同国家时,往往还需要处理文化差异、品牌价值、品牌效应以及售后服务等问题。”邓教授说,香港作为专业服务中心,在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企业通过香港出海,能够更便利地满足国际合规要求,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随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香港的法律、金融等专业团队,正协助内地乃至全球企业应对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挑战。不过,他也提醒,香港不少专业服务提供者开拓市场时,往往只关注本地或海外成熟市场,却忽略了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拥有超过87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

普惠发展:让更多企业分享技术红利

图片13

03羊城晚报

“这次APEC‘中国年’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亚太地区不同经济体能够团结起来,以包容和普惠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邓教授说。他提到,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的好处,需要让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也能用得上,避免出现新的数字鸿沟。文章引用APEC的研究估计,电子贸易单据可以把交易成本降低5.8%。

邓教授指出,大湾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改善民生,以及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值得交流的经验。“无论是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工智能的应用,还是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下能够带来什么机遇、造成什么挑战,我们都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他认为,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城市,与内地在制度衔接方面仍有创新空间,例如数据互通、资金流通和人才互用等。“只要城市之间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推动制度创新,就能促进更有效、更协同的湾区合作。”

这些经验的意义不限于大湾区。在邓教授看来,香港与深圳乃至广东的协同效应,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邻近城市、欧洲东西部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参考价值。他在《中国日报》文章的结尾写到,APEC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成员能否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在于能否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通过对话管理分歧,并让更多经济体参与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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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港大邓希炜教授谈APEC的价值、大湾区分工与普惠发展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明两日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领导人会议。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变化,各方在不少议题上存在分歧,一个没有约束力的合作平台还能发挥多大作用?香港、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分别承办不同会议,大湾区又能如何展现区域优势?

会前,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香港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邓希炜教授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新闻社、南方+、South、羊城晚报及香港TVB采访,并在《中国日报》撰文,分享了他的看法。

APEC的价值:分歧越多,对话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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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教授看来,地缘政治环境越复杂,APEC的价值反而越突出。他在11月16日发表于《中国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写到,APEC以自愿、非约束性的方式运作,让成员经济体可以表达关切、寻找共识,是对WTO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个平台的分量也不小:2025年,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的61.6%,货物出口达1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一半。

“在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我反而觉得没有约束性,反而更有效。”接受TVB采访时,邓教授说,“比如现在WTO是有约束性的,但里面有中国、有美国,有很多在政治上、科技上存在一些分歧的国家,就很难达成这样的协议。”他指出,正因为大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APEC每年提供的面对面交流机会更显重要:“恰恰因为两个大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APEC每年为双方领导人和代表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反而强化了沟通渠道。因此,APEC的价值比以前更高。”他认为,即使地缘政治持续冲击全球,APEC成员经济体仍能暂时搁置分歧,在能够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推进合作。

一会多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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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APEC“中国年”,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香港在10月举办APEC财长会,深圳则举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工商领导人峰会。“中国是APEC东道主,国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承办地,体现了这一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邓教授说。在他看来,大湾区“9+2”城市各具特色,分别承办不同领域的APEC会议,既能让国际嘉宾了解大湾区城市发展的多元化,也能展示不同产业及制度之间如何互补。“香港以金融和专业服务为主要优势,深圳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绿色工业见长,澳门则以旅游和文化为主导。”

他说:“这也向全球参会人士展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制度资源,彼此之间应该有更多合作空间。”邓教授认为,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经济体探索经济转型和区域合作提供参考。“我认为,这也是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可以寻求合作空间的一种模式。”

前研后产:香港专业服务助企业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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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邓教授指出,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已经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中心,逐步转型为创新中心和科技中心。“香港的新定位可概括为‘前研后产’——香港负责研发和前端创新,大湾区内地城市负责生产和产业化。”他提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位列第一,深圳的科技和制造优势,与香港的金融、法律和专业服务正好互补。

内地企业“出海”,是香港专业服务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如今,不少内地企业正通过香港走向国际市场;在产品进入不同国家时,往往还需要处理文化差异、品牌价值、品牌效应以及售后服务等问题。”邓教授说,香港作为专业服务中心,在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企业通过香港出海,能够更便利地满足国际合规要求,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随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香港的法律、金融等专业团队,正协助内地乃至全球企业应对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挑战。不过,他也提醒,香港不少专业服务提供者开拓市场时,往往只关注本地或海外成熟市场,却忽略了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拥有超过87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

普惠发展:让更多企业分享技术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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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APEC‘中国年’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亚太地区不同经济体能够团结起来,以包容和普惠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邓教授说。他提到,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的好处,需要让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也能用得上,避免出现新的数字鸿沟。文章引用APEC的研究估计,电子贸易单据可以把交易成本降低5.8%。

邓教授指出,大湾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改善民生,以及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值得交流的经验。“无论是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工智能的应用,还是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下能够带来什么机遇、造成什么挑战,我们都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他认为,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城市,与内地在制度衔接方面仍有创新空间,例如数据互通、资金流通和人才互用等。“只要城市之间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推动制度创新,就能促进更有效、更协同的湾区合作。”

这些经验的意义不限于大湾区。在邓教授看来,香港与深圳乃至广东的协同效应,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邻近城市、欧洲东西部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参考价值。他在《中国日报》文章的结尾写到,APEC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成员能否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在于能否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通过对话管理分歧,并让更多经济体参与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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