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徐高 罗志恒 卢锋：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
题记：2024年3月13日，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8期“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启动会在承泽园举办。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徐高，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分别做主旨演讲，并在国发院传播中心王贤青的主持下进行对话。本文根据对话环节整理。
听众提问：林老师您在新书中谈到了新质生产力以及对它的战略支持，并强调利用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我想请教，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如何寻找和发掘比较优势？同时也请您进一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林毅夫：这个问题非常好。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讨论时提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含两部分：新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改造。这两方面都需要结合各地区的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动。这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高度契合。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根据我们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来源正是各地的资源禀赋与现在拥有的产业的状况。
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这使得我们在新兴产业这些研发周期短、资本需求相对较低的领域的研发上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已经显现，比如，美国人下载最多的前5个应用软件中，有4个是中国企业开发的，这充分展示了我们在软件方面的新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同时，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等硬件方面，我们也领先世界。比如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电动汽车十几年，但产量始终未能突破3万辆。然而，自从它选择在中国投资后，短短一年内便实现了惊人的48万辆生产量，不仅扭转了濒临破产的局面，更是跃升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也将马斯克推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这些成绩充分显现我们在需要硬件的新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
至于传统产业，同样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利用我们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产业数字化，从而提高生产率水平，释放新质生产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听众提问：想请教林老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而在克服这些来自外部或内生的压力时，我们最大的动力又是什么？
林毅夫：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压力在于对现状认识的不透彻。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若未能清晰地认识压力源，所采取的政策不仅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加剧问题本身。例如，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私有化解决，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当前国际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贸易国，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减少，这无疑影响到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的投资意愿和就业创造的潜力，带来了经济下滑的压力。然而，国内仍有大量逆周期调节的空间，尤其是在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若政府能运用其财政空间，积极发挥作用，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经济有望实现稳定发展。
在深入认识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后，我们就不会轻易将问题归咎于“国进民退”的观点。相反，我们会更加聚焦于新经济中涌现的机遇，并主动寻找这些机遇。近年来，新经济的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等领域，民营经济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预示着民营经济在产业创新升级方面仍有巨大的空间等待挖掘。
同时，传统产业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机会。通过数字化改造，我们可以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此外，传统经济中每年进口的大量产品中不乏技术水平高超、质量上乘的精品，我们可以积极引进这些产业的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这样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能拓展到国外市场。因此，机会无处不在，只待我们去发现和把握。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的挑战，二是我们对当前形势认识的准确性。一旦我们有了深入且准确的认识，就能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下滑压力。我坚信，我们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空间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也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我们仍有许多改革的空间。通过深化改革，我们可以进一步释放那些因改革不到位而未能充分展现的能力。这样，我们就能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实现合理的增长速度。
提问：近期许多大型房地产公司陷入困境，请教林老师，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救助是有限度的，甚至可能默许一些企业破产清算？怎么看待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和前景？
林毅夫：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关于房地产行业的定位，政府明确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这是基于长期稳定发展考虑的。因为许多发展成熟的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对的金融经济危机，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将房地产定位为居住为主，而非投资工具，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居民福利的提升。
其次，虽然强调了“房住不炒”，但房地产业仍然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房地产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更高品质住房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需要去除投机成分，更加注重居住功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经营不善的房地产企业可能会面临危机。这如同其他产业中，如果一个企业杠杆率过高，当经济下滑或产业增长放缓时，就可能出现危机，但这是个别企业的危机，总体而言，并没有量变成整个行业的危机。
王贤青：今年两会上GDP5%的增长目标备受瞩目，实现这一目标有哪些有利条件？同时又存在哪些不利因素？
徐高：达到5%的增长目标确实有一定难度，因为基数已经提高。不过，作为供给过剩的经济体，需求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有效刺激，但供给不太可能凭空增加，所以政策调整的空间相对较大。前几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原因在于对内需特别是房地产的过度调控。如果政策能够适当纠偏，实现5%的增长目标并不困难。然而，最大的挑战在于认识上的纠偏。很多人对房地产持有偏见，认为它不能继续发展，这种观念难以改变。如果能纠正这种认识偏差，问题会更容易解决。
罗志恒：今年5%的增长目标与去年的5%有所不同，因为去年的目标是基于2022年3%的增速，而今年则是在去年增速5.2%以及过去两年平均4.1%的基础上设定的，因此难度有所增加。
最有利的条件在于，基建投资和设备更新可能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点。今年财政可用资金增加，包括赤字、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大。其中，赤字规模为4.06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800亿；专项债规模也扩大到3.9万亿，比去年增加1000亿；今年还将还发行了1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去年增发1万亿的国债主要在今年使用。综合这些因素，我们有10万亿左右的资金子弹，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去年的7万亿。这是我们今年为支出融资的规模，真正的支出规模在这个10万亿左右的数据之上还要加上当年的收入。更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在去年的债务化解过程中倍感压力、充满不确定性，不知道化债走向何方，但如今通过财政与金融协同化债的路径已经相对清晰，那就是短期内，通过降息和展期等手段化解，因此地方政府的预期更加稳定。当然我们也关注到有些重点省份的基建投资受限，严控政府投资项目、不得新增隐性债务，但是严控的是可能新增隐性债务以及效率低下的投资，对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领域，仍是支持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今年的基建投资将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撑点。此外，设备更新换代同样具有巨大潜力，其成效将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实施力度，包括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有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我们面临的不利条件主要有两个：房地产和出口。这两大领域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因此，能否稳住房地产市场，确保供给稳定、需求增长、房价平稳，对于今年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中长期看，要推动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创新强国，但短期我们还需要房地产稳经济，经济转型是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不能说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就不要了。
至于出口，它更多是个外部变量，我们可控的因素相对较少，其表现有可能会低于预期。从1-2月的数据看，当年同比和两年平均增速都超出预期，环比好于季节性，看似表现不错，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之势、全球大选年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冲突风险上升等因素，全年的出口仍面临较大压力。
综上，基建和设备更新是今年的经济支撑，而房地产和出口则是不容忽视的不利因素。
卢锋：考虑到前两年平均增速是4.1%，今年要实现5%目标确实仍有一定挑战性。不过从中国潜在增速估计来看，这个目标可能仍低于潜在增速，经济增长仍有潜力可挖。
从国际环境来看，目前经济形势相对平稳，IMF年初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还略有上调。然而经济增长面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贸环境复杂化，特别是美国大选年带来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成为增长的制约因素。
我早先曾提出我国经济增长特点是“宏调保稳定，改革上台阶”，这个观察对目前可能仍未失效。当我们谈论今年的有利条件时，我认为政策的有效修复是关键。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如果政策决心更大，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短板，不仅会对投资形成支撑，还会极大地推动相关上下游的消费。当然，政策能否迅速调整，确实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今年增长有利条件可能是监管政策相对温和，修复力度可能会逐步加大。这也反映了近年来经济表现与政策干预效果之间的关系。同时，改革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期媒体和学界对改革的讨论趋于热烈，如果能在下一届的三中全会上实现重大改革政策的系统性突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为显著的增长。当然，也要看到多方面制约条件，避免过度乐观。
王贤青：徐高老师之前也提到过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在您看来，我们在改善房地产市场方面，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或改进？
徐高：根据最新数据，30城市的周度销售面积下滑幅度依然显著，目前地产销售面积远低于过去三年同期水平。我认为，当前政策并未准确抓住问题的核心。两年前我们就指出，地产行业的主要矛盾在于融资紧缩导致的开发商信用风险高起。信用风险上升使得购房者信心不足，期房销售大幅下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过去需求端的刺激政策效果有限，因为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开发商的稳健性而非利率微调。
我认为，当前最需要的是普惠性救助地产开发商。仅仅救助项目是不够的，因为开发商若无法稳定，问题项目只会越来越多。虽然有人对救助开发商持保留态度，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房价高涨反映的是地产供不应求，而开发商是这一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在融资紧缩政策下，地产新开工面积已大幅收缩，这对未来房价控制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我认为地产行业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点，而开发商的信用风险则是其核心问题。目前的政策尚未触及这一核心。数据显示，地产行业下滑趋势依然明显，给经济带来压力依然巨大。
考虑到去年一季度经济基数较高，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可能会下降。如果不在地产行业采取果断措施，如调整融资政策并用公共资金救助开发商，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王贤青：罗老师提到今年的财政可用资金相比去年增加了3万多亿，那么在您看来，这些资金应该如何更理想地配置和使用？
罗志恒：首先，针对房地产问题，我再补充一下，我认为保供给和促需求是并行不悖的。去年房地产销售负增长8%，但实际上现房销售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只要我们能确保房屋供应没有烂尾，消费者是愿意购买的。在促需求方面，除了传统的利率手段，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例如，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推出高品质商品房，这类购房需求很旺盛。同时，考虑适度调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仍然存在的一些限制性政策，由于当前供需形势和预期已经改变，不用担心房价会暴涨的问题；还可以根据居民在城市中的工作年限或社保缴纳年限，开放部分新增购房资格，要释放出增量需求。此外，对房地产相关的税费成本进行合理调整也是必要的。从政策出台的节奏来看，要尽快优化房地产政策，政策能早出就早出，应出尽出，要逐步扭转预期。越早出台，越容易打消购房者的观望情绪，否则购房者观望的过程越长，卖方也就越多，供需将更加失衡，导致市场迟迟难以出清。当然，我相信在一系列政策的优化和落实下，我们能够逐步稳定房地产市场。
回到财政资金的配置问题，今年预计的财政支出为28万亿。在经济下行期，我认为要讨论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要让有限的子弹发挥出更大的效果。其一，财政政策应当以支出政策为主、收入政策为辅。支出政策应占据主导地位，而收入政策如减税降费应作为辅助。因为单纯的减税降费可能无法有效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反而可能导致债务增加和风险上升；而财政支出将能够扩大总需求，增加企业收入或者居民收入，进而带动经济循环。其二，在支出方向上，我们可以逐步从以投资为主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格局。例如，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同时，我们还应将资金用于支持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贴息等针对支出端的支持措施，以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
徐高：我补充一点。当前地产市场面临短期房价下跌的巨大压力，商品房待售面积接近7亿平方米，市场供过于求，但这并非常态。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开发商信用风险导致地产销售大幅下滑，但需求并未消失，只是暂时被抑制；二是地产完工面积保持高位，开发商为回笼资金而加快完工，进一步加剧了短期供需失衡。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地产新开工面积已大幅收缩至之前的三分之一。而被抑制的需求早晚会释放，因此未来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有可能逆转。从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时，房价上涨压力将显著增大。因为房屋建设需要时间，无法迅速满足市场需求。
因此，当前的地产政策并在短期内未能有效解决市场问题，而中长期房价上涨的压力也在集聚。地产行业亟待有效政策来化解风险。
王贤青：接下来想请教卢老师，您之前提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确实值得我们警惕。但在产业或管理上，有时产能过剩也会促使一些特别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因为在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的环境下，这些企业能更好地控制成本，提高创新能力。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产能过剩可以被视为良性的呢？
卢锋：今天没有全面讨论产能过剩涉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是侧重就目前表现和特点、尤其是对外部经贸环境影响做了初步讨论。我在新世纪初年曾在CEO和其它场合专门讨论过当时的产能过剩形势和治理措施。产能过剩确实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有助于行业整合和优胜劣汰从而推动行业的成长，同时过剩伴随的降价对消费者而言也是一种福利。然而，如果多个部门都出现产能过剩，这可能意味着资源配置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有效状态，因此仍是一个需要关注和适当范围的问题。
另外，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约30%的份额，如果出现显著的产能过剩，难免会产生一些外溢作用。这些影响可能会通过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反过来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应对产能过剩问题时，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其正面功能和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平衡和应对。
听众提问：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我想进一步请教卢锋老师。当前，地方政府的区域性竞争似乎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现象。比如，去年我们统计到有七八个城市都号称要打造锂电池都市。此外，各地在ChatGPT出现之前纷纷建设智能算力中心，但随后由于赛道选择不当，导致大量投资浪费。这种现象似乎源于地方政府在规划前的盲目竞争和重复布局。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该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进行区域规划，或者通过区域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依赖市场竞争，而让政府仅进行有限的规划和参与？
卢锋：这个问题也有重要现实意义。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或产能扩张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会如何变化，都是在研究产能过剩问题时需要重点关注和分析的议题。
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不断的创新与调整。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产业基金的方式来推动某些我们认为需要发展的短板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发挥了作用，但地方政府在总量上的投入更为显著。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芯片等行业为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地方干预比较好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存在投资效果不佳和不成功的情况。从背景分析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往往源于前期投资过高或过快，因此如何认识地方政府的作用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认为，这里存在两种调节机制。首先，即使没有产能过剩，投资的成败也会有一个自然的淘汰过程。有些地区的投资能够收回成本并获得收益，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有些地区则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这种自我淘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地方政府干预的一种限制。然而，当出现产能过剩时，问题就更为严重。即使微观投资成功，但行业形势的变化仍可能导致问题。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投资，我们需保持审慎态度。
其次，政府投资也还是存在一些常有的机制性制约因素，如使用公共部门资金进行投资时可能存在的激励机制问题。虽然不排除通过学习和实践，地方政府官员能够取得进步对传统偏颇有所矫正，从而增加成功案例的几率。然而总体而言情况到底如何，我觉得还是需要比较系统的经验研究，仍需保持谨慎。
因此，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并推动市场化改革。正如罗志恒教授刚才提到的，政府应明确界定其职能。在某些特定阶段，政府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更多的决策和行动应交给市场和优秀的企业来承担。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避免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听众提问：我想请教在新兴产业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目前，商业航空航天等领域仍对民营企业设有一定门槛，尽管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卢老师认为应如何在新兴产业上进一步向民企开放？
卢锋：关于市场准入，我认为应当尽可能地开放。回想起新世纪初年，那时政策面重视产能过剩目的之一是要限制投资、尤其是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对此我持有不同看法并就此做了一些讨论。十几年过去了，在放宽准入方面我们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放松投资限制。毕竟我国制造业已经对外资基本开放了，对本国民营企业应该开放度更高才合理，才能避免逆向国民待遇偏颇？我感觉官方对这一问题看法与二十年前也已有了显著进步。即便像航天部门这样的特殊领域，我们也可以借鉴特斯拉等企业经验，尝试对更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今天形势下我们显然应该对民营企业抱有更多信心。这有助于提振信心进一步提升供给活力，同时也能促进需求应对当前需求不足困难。
听众提问：请教卢老师。首先，关于全球产能过剩的成因，您提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化，包括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政策。我想知道，您认为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当前的产能过剩现象？或者说，它们的影响是否才刚刚开始显现，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冲击？其次，与几年前的中美贸易战相比，当前美欧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情况似乎更为复杂。那时候主要手段是关税，但现在可能涉及更多的非关税措施。您认为如果美国真的把目光盯向中国的“新三样”出口，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这对中国外贸将产生怎样的冲击？
卢锋：关于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其量化问题，确实需要分部门深入讨论。美西方产业政策的调整，包括美国国内及其盟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增加在岸、近岸和友岸投资，都对近年某些部门产能增加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点在芯片产能扩张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在新能源领域也有某种表现。
供给扩张相联系的贸易平衡形势变化可能会造成对外经贸关系的新紧张点，欧盟借助反补贴机制对我新能源车发难是动向之一。例如，近期有美国政客指出，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助长了中国的产业转移。尽管美墨加协定中有针对中国出口的专门条款，现在看来也未能完全挡住更有性价比中国商品的流通。美国后续是否会采取追加措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去年底，我在文章中提及中国通过直接投资绕开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的策略。在第三国投资后，出口行为不再被视为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而是第三国对美国的出口。然而，如果新一轮产能过剩进一步发展，我国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背景下，美西方是否会寻求对我国这类直接投资采取更加超乎常理的限制措施也是一个问题。美国国会专门小组去年底在对华政策重置报告中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极端主张，大选年特朗普提出极为夸张的关税保护措施，与产能过剩和贸易平衡新动态，显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对此需适当关注和分析并提前未雨绸缪。
王贤青：对于个人投资者或企业家而言，罗老师认为2024年最应该关注哪些投资领域？
罗志恒：我先补充下前面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些观察，这些年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概念叫“股权财政”，就是政府成立引导基金然后孵化一些高科技企业，不仅发展了产业，而且还能通过退出赚一笔。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我觉得不能贸然全国推广，否则将会一地鸡毛和产能过剩。因此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财政资金的低风险偏好与高科技行业的高风险特征的矛盾，同时这种模式还依赖于政府部门高度敏锐的市场意识以及相应的尽职免责制度等等；不是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应的产业资源；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相关的人力资源，市场一定会比政府更好地识别投资机会。同时，“股权财政”这个概念似是而非，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除了依赖政治权力取得的税收外，天然地可以凭借产权取得收入，如果将上面这种模式作为股权财政，那土地出让收入算不算股权财政？当然算，是政府产权的变现，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算不算股权财政？当然算，是政府产权的利润上缴分红。所以要谨慎看来这个概念和这个模式。
现在我回答王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涉及到众多的部门和因素。关于房地产市场，之前已经有过讨论，我现在主要谈谈资本市场的情况。
我认为，这一轮资本市场的上涨主要是由于人事变动引发的政策预期。通常情况下，春节后以及一二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前，市场都会有所谓的行情“春季躁动”。为何在这个期间一般会有上涨？由于1-2月的经济数据在这个阶段尚未公布，但由于商业银行等将信贷靠前发力，所以金融数据还可以，这让大家觉得经济似乎在好转。同时，离3月份的数据公布还有一段时间，又在两会的档口，这就给了市场讲故事的空间。这就是市场卖方研究经常提及的“春季躁动”效应。
至于资本市场的涨跌，我暂时不发表看法。但我认为，要让资本市场行稳致远并增强其内在稳定性，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制度层面的改革。
首先，优质的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畅通公司进入市场的渠道，并完善退市制度，确保不良公司被淘汰，留下好的公司。
其次，我们要加强分红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分红方面与日本、美国相比还有差距，通过增加分红可以提升其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要引入更多的中长期资金，这需要改革对中长期资金的年度考核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工具。
最后，我们要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成本，以确保留在资本市场的企业以及信息披露的完整性，通过严刑峻法让成本收益更加匹配，让企业、中介机构不敢造假，市场风清气正、定价合理。通过这些改革，资本市场将更有可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目标，即增强其内生稳定性，这样资本市场才能实现“长牛慢牛”。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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